我把吃“救济粮”的事儿几乎要给忘了。要不是儿子瞌睡来了躁焖，嫌煮熟的白米饭这不对那不合适的，我当真还把它给忘记了呢！
“难吃死了”，他无意发作的手，把一碗白花花的米饭掀到了桌子底下，瓷碗打烂了不说，米饭也碜了一地。看到他如此糟蹋粮食，我的巴掌重重地落在了他身上。
那一刻，我的脑子里随即崩出一个词来：救济粮。
对我来说，它并非是一个刚出现的新词，只是我有好多年没听说过罢了。
不应该忘记呢！它所包含的内在力量，曾经是怎样的让我辛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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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有谁人知道救济粮的那档事儿，我们不妨接下来作些互动；倘若有谁人能把救济粮这个词语给解释透彻，也可以告诉我。也好看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各天一方的我们，所耳闻目睹到的救济粮到底有啥区别？！
那就由我来先入为主吧，后面的事交给涉事的您们来补充完善了。
我所居住的土门大队，肯定知道的人不多。当然，也没必要让那么多人都知道的，它太小，又太偏远了。虽然土地面积从山上连到山下，整座山都是，人口也不过千，却吃起救济粮来一点也不含糊。但可能与那些闻名于世的其他大队相比，它所吃到的救济粮就是小乌见大乌了。
我说这话并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理由是我们的救济粮为啥年年在吃，年年都吃不饱呢？有时一年就有二三批要调拔下来，是不是有些粮站储存不下了，故意要让大家来消肿呢？这些怪异的想法，可是我现在才有。在我小小年纪时、又赶上等粮下锅的窘境，是一点也不敢有如此想法的。为啥？想多多益善呗！
饿死人的情况倒是没有，就是没力气种田。好在从生产队这个下到公社一级的那个上，像根垂直的线儿似的始终连接着，下面只要一需要，上面的救济粮就会到位。
可问题是，种粮的人没粮吃，有些人还名正言顺、顺理成章地抬高脑袋等在那儿；名义上一批接一批的粮食们来到了生产队，可到了家里就少起来了，少得可怜。
人多粥少，生产队长仿佛每次都很为难。那些有如射灯一样的百十双眼光，齐刷刷地罩着他，有时他还不知所措呢。
“评”救济粮的事，是压在白天忙完田里活之后才进行的。晒场上升起了大火，社员同志们把地主富农狠斗了一番之后，等得发渴的评救济粮的工作才粉墨登场。所以，每次散会的时候几乎都到了夜深人静的程度。不过，这不生关系，谁也不会不失识务地让瞌睡来乖乖就犯，嘴软了可是要吃亏的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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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虽然不是地主富农，但在享受救济粮方面，也好不到哪儿去。
那我就先说说我们村里那三四户地主富农的境况吧。之所以说有三四户，那是因为上辈是地主富农，根据“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哲学观点，他们的后代也应该是地主富农无疑。原本的那一户地主、一户富农，他们的儿子们长大了分了家，女儿虽说远嫁到了他乡，肯定也是与地主富农有缘的。
在我们生产队里，他们几户在粮食的获取方面，几乎可以看成忽略不计的存在。
劳作一年，也只能分些基本口粮，自留园子里不能栽种如包谷麦子之类的主粮，每次评救济粮时，他们几乎是退居二线的。没人肯为他们去争取利益，他们自己即便要发出些什么声音来，那也是相当微弱的，根本没人听得见。
我是我们家派来参加评救济粮的全权代表。那时我大概有十一、二岁，或者是十二、三岁也说不准，反正还比较小。其实，经验与教训让我已经懂得了最好闷声不说话。
一言不发，也是我们全家人一致的态度。父母亲，还有婆婆，以及我们家的那一群兄弟姐妹们，他们之所以派我去，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数。去个人总比不去的好，至少有个“人桩”矗在那儿的。倘若不去，真就有可能把我们家给忘了。但去了，也根本顶不了什么用。
因为在外工作的父亲，已经不是队里的农业户口了，也很少回家，以前是母亲信心满满地参加，她的发言完全被忽略，好像每个家要分多少救济粮早就内定了似的。
从我参加的会议看，其结果大致是这样的：队长家最多，会计次之，贫农户稍次之，强劳动力户再次之。接下来，才是我们这几户弱劳力户，垫底的当然是那几户一直运气不好的地主富农了。
通过社员同志们公开评定的救济粮，最多的户有上百斤的收入，少的几斤十几个，一只不大的口袋就可以提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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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我们那个队里评救济粮时，会场上的众生相，你根本想像不到会是什么样子的。
有人把家里收的向日葵拿来了，也有人把蒸的小红苕也拿来了……不得不说，这些人想的可真周全，种了一下午地，肚子里早就没货了，边吃边发言，气氛就没那么紧张了。
其实不然呢！
每年田里丰收的粮食就不多，而家家却有一大群嘴巴在等着装填。面对这意外的财富，谁不动心呢？多得了救济粮，意味着就能多吃几顿饱饭。
所以，在会场座位的选择上，一看就有了端倪。队长会计常常被那些贫农户、强劳动力包围了。我坐在他们的外围，那几户地主富农更是在外围的外围了。
本来我们的队长，开始还是想改改每次评救济粮的游戏规则，即公平公正的平均分配，最后还是忍不住重蹈其覆辙了。
每次都见我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上了年纪的地主张，我平时叫他爷爷，他多次暗示我为自个儿的利益争取，我是领会其意地摇摇头。一方面我由于长期不说，嘴有些笨拙了；另一方面是出于自卑的原因，说与不说一个样。他便靠过来，给我耳语：你们又不是地主富农，怕啥？说总比不说好，他们才不会格外开恩呢！
我仍固执地坚持己见。反倒怂恿起他说，你是大人，说话管用……
饿死总比打死好吧！他这样回答的话，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后来，我还听到他在那旮旯里悄悄说，你又不像我们说话还要举手。我是你的话，直接就站起来说了……
写到这里，肯定有人该问了，你们家的救济粮一次也不曾多分过？事实求是讲，有。不过，也仅此一回。
有一年临近春节前，生产队的救济粮来了新品种，大约一两麻袋、有几十斤的人造肉。
大伙对它产生了怀疑，以前从没听过还有人造肉这一说法，于是谣言四起。传得最多的是：不怀好意的外国人，要控制我们国家的生育，吃了人造肉相当于做了绝育手续。
可是又不能倒掉，把上面分来的“粮食”给倒了，谁也负不起那个责任。有人给队长支了一招说，先分给那些地主富农，如果弱劳力户想要也可以给点，至于村里的贫下中农就算了。
队长想也是，以前就有人说他分救济粮不公平，这下也好让其他人看看了，他这个队长还是很公平的。但有一点，他心里是清楚的，后面肯定还有人造肉下来，先让他们尝尝，如果真对生育有什么影响，活该他们倒霉。如果不是那么回事，再有人造肉发下来，肯定就没他们的火烤了。
我们家偏不信邪，把人造肉用青辣椒炒好后，就一碗一碗地舀来吃，那真是大大地缓解了嘴馋。后来，我们在与那些地主富农户津津乐道的谈起这事时，他们那得意与满足的神情，我至今也还记得。
那些停留在观望情势下的人们，自然是没法看到自己设想的结果了。
“人算不如天算”，简直就是经典到了极致。自从那唯一的一次人造肉从我们公社分下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它的下文了。
没吃过人造肉的人，以后都没有吃过了，那种遗憾之情简直就难以言表。
不仅如此，这事还在村里，长久地沦为了笑谈。弄得当初那些好事者们，是又气又恨很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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