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是亚洲内陆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对很多人来讲，这是一个感受大自然的伟大的地方，无论如何也和“生命”二字牵扯不上，因为它的高寒缺氧的环境，让一些生物，不敢踏足这里。
但相信有一件事，大家肯定清晰地记得。在1975年，我国科学考察登山队在珠穆朗玛峰地区采集的岩石标本中，发现了三叶虫、笔石、菊石、鱼龙等1000等一千多种生物化石。在高原发现海洋动物的化石，这便是青藏高原隆升的证据。同样，如果我们想要研究生物的演化过程，地球的变迁，以及青藏高原的沧桑变化，便需要踏足这片神秘的土地。
在高寒高海拔的青藏高原，冰雪是它展现给世人的“样貌”，而在地球的地质时代中，同样在冰天雪地的世界里，看到生命迹象的时代，便只有“冰河时代”。冰期地球表面覆盖有大规模冰川的地质时期，又称为冰川时期。大家耳熟能详的猛犸象、剑齿虎、野马、大角鹿、披毛犀等便是冰河世纪的典型动物。
面对这些以及灭绝的动物，它们是从哪起源的呢？
科学家们也不禁发问。通过对化石的研究，我们发现，例如披毛犀一类的冰河时期的动物，在冰河时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在靠近欧亚大陆的北边、北极圈非常广发的分布着，而往南便很少发现它们的踪迹，这你可能会想道，因为北极圈寒冷，在冰河世纪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它们可能是在北极圈生活的。随着冰河世纪的到来，全球变冷，它们便向南扩张，而事实，真当如此么？非也。
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里，曾说：“生命的水体，沿着从北极低地到赤道高低这一条徐缓上升的线，把其携带的生命漂浮物留在了我们的高山之巅。”为什么“留在我们的高山之巅”呢？因为冰河世纪的结束，意味着全球变暖，而这些生物显然没有办法在低海拔生存了。而青藏高原上的许多耐寒动物，比如熟悉的藏羚羊、藏野驴等，按照达尔文当时的想法，它们的祖先是从北极来的。在贝加尔湖发现的末次冰期的牦牛化石，在阿拉斯加发现的藏野驴化石，似乎也证明了达尔文的观点是正确的。
可是，达尔文是完全正确的么？
当然进化论是完全正确的，可达尔文在1859年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面临着一个问题——证据。而当时的人们也并没有意识道进化论最重要的一个基石——遗传学。在证据链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蛛丝马迹就能推到出完全正确的进化论，这也正是达尔文的伟大之处。
但就这些生物起源何处这一问题，许多人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在四处求证。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便在中国河北阳原县泥河湾发现了一只冰河世纪早期的原始披毛犀化石。
可按照达尔文的理论，这只原始的披毛犀，应该在更靠近北极的地方出现，而不是应该出现西伯利亚南面的中国河北。直到我国在甘肃的临夏盆地发现了同样的化石，这不禁让人们怀疑，去哪才能找它更早的祖先呢？照这个路线是不是再往南去呢？再比起250万年更早——500多万年前到250万年前之间，即地质上的上新世，这时的全球是一个更温暖的时期，显然不能到更南的地方去找它，那么去哪呢？科学家把目光放到了临夏盆地远处冰雪覆盖的高山高原——青藏高原。
幸运的是，在中国青藏高原的札达，发现了原始的披毛犀化石。它的角是扁平的，可以在雪地里刮开积雪来寻找食物，这显然和现代犀牛圆锥状的角用途不一样。于是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披毛犀走出了西藏。在上新世、几百万年前、全球很暖的时候，它们只能待在高原上。可是在250万年前的时候，它们到达了甘肃的临夏盆地，在200万年前它们到达了河北泥河湾，在75万年前它们到达了西伯利亚。不仅如此，在青藏高原上，还发现了雪豹的祖先的化石。雪豹从高原起源，在冰河世纪默契来临时走出了西藏，它的后代甚至到了非洲、美洲。实际上，雪豹的祖先是所有大型猫科动物共同的祖先。
当然，如果说高原是冰期动物起源的摇篮，那么从来都是如此的么？实际上并不是。在一片海拔4700密的高山草甸区，发现了棕榈树在那里生长的证据，这足以证明，高原是生命的摇篮。到了冰河世纪末期来临的时候，这些高原上的动物获得了优势，这种行为叫作动物的预适应。它们走出了西藏，替代了低海拔的那些喜欢温暖的动物。不仅如此，经过冰河世纪的过滤作用，从高原来的动物有的继续保持原来的耐寒习性，为后代的发展，保留了适应性，形成了今天生物多样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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