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7年，中国美术史上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艺专三教授事件”，这件事持续两个多月，范围波及全国，事件涉及的人物是大名鼎鼎的徐悲鸿和另外三位美术教授。
这三位美术教授分别是秦仲文、李智超、陈缘督，他们不满徐悲鸿上任一年来以西洋写实主义改造国画的种种举措，通过罢教来抗议。
这件事迅速发酵，一时间引起诸多文化界人士对中西文化的探讨和碰撞。如今，这件事已经过去多年，看了一下网上的讨论，大都在政治上展开，我觉得大可不必。从细节上争论谁对谁错只是意气之争，从大历史的角度来探讨一下东西方文化的走向才是正道。不谈细节，站在大历史的角度，我是偏向徐悲鸿的。
1947年11月28日，徐悲鸿在天津《益世报》发表《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指出：
艺术家应与科学家同样有求真的精神。研究科学以数学为基础；研究艺术以素描为基础，科学无国界，而艺术有为天下之公共语言。我国现在凡受过教育之人，未有不学数学的，却未听说学西洋数学；学素描当然亦同样情形；但数学有严格的是与非，而素描到中国之有严格的是与非，却自我起，其历史只有二十来年，但它实在是世界性的。
这里面有一个标准的问题，没有标准的学术往往会怪相横生，没有标准的学术往往会变成伪学术，没有标准的学术也无法大规模推广。中国古代的诗词之所以辉煌灿烂，跟严格的平仄韵律、起承转合是分不开的，戴着镣铐跳舞，美得更让人窒息，所谓螺蛳壳里做道场，方寸之地还能画出沧海横流的韵味，那才叫本事。
自由不是毫无纪律的自由，自由的前提就是自律，如果你对我这话表示怀疑，请看看那位拿个针筒肆意喷墨作画的“艺术家”。这位先生很会娱乐大家，一时间吃瓜群众争相模仿，过了一把艺术的瘾，我看他大概他是想普及一下行为艺术。
还有，现在的白话诗歌完全没有了枷锁，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是个人就能写诗，但这样真的好吗？诗歌和绘画就是在这种一次次的肆意亵渎中失去了应有的荣耀。所以，在当时，如果我是徐悲鸿的话，我也会这么做，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以矫枉。
在那个年代，科学在东方还是个刚长大的娃娃，需要小心的呵护，如果这个时候反其道而行之，势必又会回到“义和团”的水平，这是很危险的。想想当今中国，科学能有如此成就，确实跟当时一大批献身科学的科学家是分不开的，没有像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等这样的人，我们的科学不可能发展这么快。
没有科学的狂飙突进，我们的经济也不会发展这么快，原子弹、航母、北斗卫星等就更不用说了。科学是强国的基础，国不强，没有资格谈文化，只能被“文化”。搞文化的人，扪心自问，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你能安定下来搞文化吗？
抗日战争时的西南联大，那段历史想想就让人痛心，国不强，研究学术的人连个地方都没有，大学里的师生们跟着国军一退再退，最后退到云南！我想如果是一个有良心的人，真的去研究一下那段时间的历史，不哭才怪！
所以研究历史，不能以现在的处境看过去，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必须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现在享受着科学带来的好处，再去痛斥科学，这个很不地道。
那么科学就是唯一的标准吗？当然不是，但目前还没有出现比科学更先进的武器，因为文化上没有突破！东西方文化的碰撞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并且会越来越热。人类文化的突破一定是在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彻底消化之后，就像金庸小说里的吸星大法，吸过来之后还要有本事消化，否则不但没消化，还被对方反噬夺了魂。
这真的不是玩笑，当年庚子赔款派过去的那一批留学生，就有被夺了魂的，回来之后就要革自己的命。能不能彻底消化吸收，就要看东方有没有这样的泼天气魄，就像古人说的那样，一口吞进西江水，这是何等的胸襟！没有这样的胸襟就谈融合，那是自欺欺人。要是融合那么容易，也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中西文化交战，直到今天。
其实美国的强大跟美国这个国家是多文化融合体分不开的，就像生物多样性一样，文化多样性会让一个国家更加健康壮硕，因为多样性的言外之意就是开放的胸襟，开放才能进取。
美国这个国家就像一个大熔炉，各种文化在这个熔炉里面加热冶炼，最后形成了美利坚文明。可以说美利坚文明就是西方文化的接力棒，它就是一个浓缩升级版的西方文明。
在今天，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人的话，我想这个人现在最想说的话就是：给我一点时间，还你一个升级版的大唐！
古人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西洋画既然有他的优点，有什么不能学的，这才是中华文化的胸襟，不但要学，而且要学的比他更好。一个画国画的人如果觉得自己没有学素描的必要，我觉得这个胸襟还是不够，以这样的度量去融合西方文化是不可能的。
说到这里，话归正题，西洋画和中国画到底哪个更好？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涉及到东西方文化里对于人的定位。
在西方，有一段漫长的中世纪，可谓是黑暗期，而这段黑暗期对应的刚好是东方的辉煌期，可谓是西方不亮东方亮。在这个时期，上帝是绝对的权威，人需要战战兢兢的匍匐在上帝的脚下，不能有丝毫越轨。
但到了14世纪，西方迎来了文艺复兴，人彻底的从上帝的权威下解放了出来，人成为中心，而不再是神为中心。就此，人的欲望伴随着创造性彻底被激发出来，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但科技文明有一个缺点，就是人的固化，与科技孪生的是人类对于物质的贪婪，这种贪婪正在让人一步步走进物质的这个黑洞里而不能自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用在这个地方倒是很合适。
在东方，最大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东方的世界里没有上帝，中国的易经，把天地人并列为三才，在道德经里，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也就是说天地与人是平等对话的，中国古人绝对不会讲人是大自然的主人这样的话，更不会有征服自然这样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所以中国古代士大夫们喜欢画山水写意，花鸟鱼虫，专门的人物画很少，即使有也是多人同台的全景展现，不会只突出一个人。在那些山水画里，人往往很不起眼。
基于这样的时空观，中国的士大夫们是很有野心的，在美学上，他们不会去追求物体的形似，他们追求的是对于宇宙全息的把握，也就是说一幅画就是一个宇宙，在我们把画轴缓缓打开时，宇宙在画轴的打开中慢慢呈现。那些水平高的甚至在一个简单的静物中画出了四维空间的意向。
这样的文化里如果有人对写实感兴趣，是很难入流的，甚至会被呵斥为奇淫巧技，上不得台面。
人不是主宰，人只是宇宙的一部分，重要的是人和时空的关系。当我们把一幅画打开时，我们瞬间感觉自己掉到了那个时空里，成为画中的一部分，这种感觉，长期观摩过国画的人一定能有体会。
所以东方的绘画采用的是平行透视，在一幅采用平行透视法画出来的作品中，是不存在焦点的，或者说空间里任何一点都可以成为焦点，用中国人特有的词语来表达，叫万物齐观，无有高下。
但西方的画刚好相反，西方画基本上人是主体（虽然后期也有很多风景画）。文艺复兴后，人终于从上帝的阴影下走了出来，人不再有负罪感，人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包括现世的享受。
另外一方面，由于从神性走向人性，西方的画非常注重写实，用以彰显人的伟大。虽然这个时期还有很多宗教题材的画，但本质上其实还是对人的歌颂。基于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思维模式，西方逐渐产生了中心透视法，这种透视法彰显的是冒险、开拓，以及科学观察的精神。
东西方文化的这种差异，如果还是难以理解的话，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外的建筑。东方建筑的屋顶都是从中心向下亲吻大地，寓意天人合一，有一种强烈的大地情结和内敛性，这种文化下的人往往偏于保守，向外拓展和扩张的欲望不足（注意是向外）。
而西方的建筑，一般都是自下冲天而起，尖尖的穹顶直刺茫茫苍穹，寓意着强烈的探索和征服欲望，也寓意着个性的彰显，而这个和文艺复兴的精神是一致的。
东方文化里，奋进和自强不息是用乾卦来表示，博大和厚德载物是用坤来表示，乾健坤顺。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成长来讲，东方其实是偏坤德的，而西方反而占了乾德。东方文化基本是向内寻找，西方基本是向外寻找，这其实就是东方文化里面讲的阴阳，一个奋进，一个内敛。
内敛的容易保守不思进取，满足于精神上的安逸；奋进的容易富于侵略、贪恋物质的享受。所以不存在哪个更好的问题，各有优劣。但阴阳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如何统一？这就是东方文化需要完成的任务。就好像中医与西医，一直在打架，到底谁好，各执一词，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出来，站在更高的视角上，将二者有机的融合到一起，那么这一定是划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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