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砍下的头颅

《人类砍头小史》[英] 弗朗西斯·拉尔森 著 秦传安 译

人头过去一直以科学、战争、宗教、艺术、正义和政治的名义被展示，在某些情况下至今依旧如此。by Frances Larson

《人类砍头小史》的哲学色彩很浓。作者拉尔森所描绘的那段头颅崇拜史，其实是笛卡尔哲学体系下的产物。

笛卡尔认为，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人的身体是一部机器，而灵魂可以独立运作，不受身体影响。文艺复兴以后，笛卡尔“二元论”的长期流行，改变了人们关于灵魂与身体的关系的认知。

这一大背景下，政治的威权、宗教的膜拜、艺术的审视，以及科学的探索，头颅皆以其“神秘的力量”攫往了人们好奇的目光。

作为力量的象征，头颅被赋予不同身份，贴上各种标签，却唯独不再是一个人。

所以头颅崇拜史，也是头颅被客体化的过程。

▲弗朗西斯·拉尔森，牛津大学人类学学家。

时至今日，头颅崇拜并未终结。突发的斩首事件依旧很容易迅速成为舆论焦点。拉尔森认为，“我们对真实灾祸的痴迷远比我们对纯属演戏的困苦磨难的兴趣更加不可阻挡”。

头颅崇拜：力量与控制

在道德与伦理之间，“头颅崇拜”荒诞而真实。

① “断头机”政治

在很多欧洲国家，比起绞刑，斩首被理解为一种可敬的、不那么痛苦和羞辱的死亡方式。在处决现场，斩首是刽子手的杰作。

1792年以后，铡刀式断头机的设计使刽子手的作用大大降低，提供了一个根本不壮观的壮观场面——一次既公开又看不见的处决。

看上去很血腥的断头机，更简单高效。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1793年，法国的斩首就已经进入了批量生产时期：

“在1973年6月末开始的恐怖统治时期的13个月里，有数万人被杀，当时，断头机似乎统治着法国，据说以每分钟一颗的速度砍掉人头。处决的速度在19世纪初依然高得令人吃惊：1825年134宗，1826年150宗，1827年109宗。 ”

斩首变得越来越安静，越来越整洁，越来越可靠。那些被砍下的头颅，就是政府和军队力量的象征。

② 战利品与死亡恐惧

与断头台上高举叛国者头颅的刽子手一样，高高举起战利品人头的士兵，同样在宣告秩序的重获新生。

这意味着他们对混乱战斗的完全控制。

猎获战利品“人头”的现象，在20世纪的越南、朝鲜和太平洋战争中有所增长。“猎取纪念品”和“战场剥夺”更是无处不在：

“有时候，美国人等不及受害人死去，便把他们的口袋和背包掏空，拿走他们的枪、刀子、旗子、头盔、照片、身份牌，敲下他们的牙齿，有时候甚至割下他们的耳朵，他们的手指，偶尔还有他们的头颅。”

士兵们失去了在国内框定他们生活的所有正常的社会结构，而战争的单调乏味，以及强烈的种族偏见又导致他们把敌军的骨骼用于娱乐。

▲越战电影《野战排》画面，导演Oliver Stone。

他们共同拥有的只能是——每个人都在面对失去和死亡恐惧。

根据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亵渎敌军的阵亡将士是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然而在死亡现实面前，人的骷髅是最微不足道的，他们的行为甚至并无恶意。

在拉尔森看来，那些被做成项链、作为装饰品佩戴的牙齿和耳朵显示了威望，同时也是一种对死亡现实的深刻认同，每个人都被迫面对这样的现实。

③宗教的遗骨崇拜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活人一直转向死人寻求魔力。因为死人的尸体是令人兴奋的东西，那些看上去似乎能够抵抗腐烂的部件，仿佛在抵抗着死亡，坚持着生的力量。

一旦有一件人体部件被保存下来，它就可能会发展出自己的身份，往往还会抵抗它自己的埋葬。

圣徒亦是如此。

在欧洲各地的教堂里都可以找到圣徒的人头，它们常常保存在镶满宝石的圣骨匣里。

拉尔森认为，圣骨匣把人的遗体转变成了艺术品，并塑造了一种公然蔑视生死边界的展示文化。换句话说，一个富丽奢华的圣坛，可以被一堆本质上丑陋难看的正在腐烂的人类遗物的大杂烩所围绕，制造出安静而肃穆的崇拜氛围。

而今天，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在对着圣徒的人头祈祷。

探入“头颅”的艺术与科学

头颅被客体化的过程中，人们也开始以艺术和科学的方式探求“力量”与“头颅”的关系，也就是笛卡尔“二元论”里的“灵魂”与“身体”的关系。

① 虚构的斩首

断头台肖像遵循一种传统的格式：“在每一幅画中，上方是刽子手的手揪住头发抓着脑袋，而在下面，刚刚被割断的脖子在滴着血。”

19世纪初，恐怖可是大买卖。然而，断头机的速度却拒绝提供这样的空间，把戏剧性因素从公开处决中拿掉了，死亡瞬间不能被肉眼所见。

这诱使了一些艺术家，如法国画家泰奥多尔·席里柯，在想象上进入其中。

他们在执行一次虚构的斩首。

拉尔森认为，斩首为艺术家们打开了一个空间，使他们可以跟自己的恶魔搏斗，并思考自己难逃一死的命运。

“艺术的凝视为这件标本提供了空间，让它可以在一个大不相同的舞台上重新开口说话。”

这是他们的艺术创作从观察方式到认知方式的一次重大转变。

▲油画《美杜莎之筏》。为创作这幅5X7米的帆布油画，席里柯把自己的画室变成了一间停尸房，收集来自本地医院的人体部件，在它们腐烂的过程中加以研究。

而让一颗被砍下的人头“起死回生”（灵魂上的，而非身体），正是艺术家的力量之所在。

② 跑偏了的颅相学

颅骨被认为是人体“最典型的”部件，它们充满了转角、裂缝、洞孔和凸块，很多方面都彼此不同。

也因此，人的头盖骨也被颅相学专家视为族群差异，而非个体性格特征的一个指示器。

这构成了颅骨学的基本假设：人的智力、文化和身体上的差异可以简化为一组测量数据，然后置于一个线性标度上。

不过，当科学家试图厘清种族差异的历史时，每个人、每颗头，都是一项大的分类应用中的一个样本。换句话说，其他人骨和人体部件也很重要，尽管颅骨收藏的时尚在19世纪横扫整个欧美。

▲颅相学创始人弗朗兹·约瑟夫·加尔在他数量庞大的颅骨和头颅模型收藏当中，领着5个同事进行一场颅相学讨论。

没有合理的样本范围和和足够的样本数量，颅相学一开始就跑偏了。

更何况，这些骷髅的力量已被“去人格化”了。

“剥离他们的姓名，也就把这些死人跟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分离开了，跟可能要求归还它们的亲属分离开了，成了要研究的物品，一个个体转变成一个属类标本。”

也就是说，他们的人格化特征被剥离了。

要知道，连笛卡尔也不否认灵魂与身体是互相作用的。所以拉尔森认为，任何把某项形态学特征作为族群相似性的一个决定性标志的研究都是可疑的。

③ 大脑科学依旧神秘

客体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不是一个给定的状态，医科学生们必须努力练习，以确保他们能够隔离自己的情绪反应，像对待没有生命的物品一样处理他们解剖的尸体。

因为，他们常常感受到探索人与物之间边界的魅力和恐惧。

这种魅力与恐惧，正是源于“斩首之后的生命”的争论，换句话说，一颗被砍下的人头究竟能不能感受到痛苦。

人头研究在20世纪衰落，有些科学家把他们的注意力对准了动物的头颅，动物头颅移植实验也不断被尝试，但鲜有成功者。美国外科医生罗伯特·怀特屡次试验的“标本”（猴子和狗）也只存活6小时到3天，然后会死于失血或免疫排斥反应。

对于人体冷冻技术，拉尔森同样悲观。

人体冷冻专家相信，如果人体可以足够迅速守冷却下来并加以保存，未来的技术，比如克隆和纳米技术可以被用来修复大脑和身体。

拉尔森则提醒我们，不要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我们的大脑，也不要低估我们的身体在我们观念的形成上所扮演的角色。

这是一个笛卡尔式的哲学研究课题。拉尔森认为，

“内脏里的神经元或许并不影响有意识的思考，但它们影响我们的情绪，使得思维与身体之间的区分并不像你假想的那么清晰。”

笛卡尔1650年去世，距今也有367年，而大脑科学依旧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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