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人物的灵魂，不是靠作者说出来的。说一个人如何如何，那是给人写鉴定，写悼词。人物灵魂是无形的，作者说他如何如何仍然是无形的。从无形到无形还是无形。无形的东西要靠有形的东西来揭示，人物的灵魂要靠有形的细节来展现。
细节是人物的行为，或一个动作，或一个眼神，一睥一瞪，一颦一笑。能成为小说的细节的行为，必定是与人物的个性相吻合。所以，它必定是独特的、生动的、逼真的、新颖的，而且是只能属于这个人物的。这是小说对细节的客观要求。做到了这一点，细节就会让读者感受到人物灵魂的独特、生动、逼真和新颖，就会拨动读者的心弦，牵动读者的情感。
细节是小说的活力。小说故事仅仅是小说的框架，细节是小说的血肉；故事是作家编出来的，但最天才的作家无法编造人物真实的行为细节。细节只能到生活中去感受，从生活中提炼；作家凭空生造出来的细节，不会合乎人物的个性。不合乎人物个性的细节不会有生命力，更不会让读者心动，只会让人倒胃口。
真实的细节依赖于作家对生活的体察和敏锐的视角，细节不一定都是作者亲历，也不一定是作者亲见。但它必须是建立在作家对所写人物性格与心灵的完全把握和掌控基础之上。作家完全掌握了人物的心理，人物的所思所作所为，并不是凭作家的个人意愿去行事，不是作家要他去如何为人如何做事，而是作家无法左右人物地跟着人物走，以致人物的行为和心理让作家意外而吃惊。小说人物只有在作家心目中成熟到这种程度，人物的个性和灵魂才能确立。
人物在小说环境中不是，可以这样想，也可以那样想；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而是，必定这样想，必定这样说，必定这样做，而且是只有他才能这样想，这样说，这样做。
比如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他被闲人打了，只有他心里才这么想 “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当他和别人发生口角时，也只有他会瞪着眼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阿Q向吴妈求爱，也只有他会直截了当说“我和你困觉”；阿Q有了钱，他跑到酒店，也只有他会 “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银的铜的，在柜台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阿Q被押赴刑场，看到人群里的吴妈，也只有他会羞愧自己没能唱几句戏，于是喊出了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他若不这么说不这么做，他就不是阿Q。
成功的作家写小说都注重写细节。小说中的人物之所以能让读者喜爱，以致为他们心痛、为他们动容，是因为小说中的细节赋予了他们独特的个性，他们的灵魂已为读者所接受并产生了共鸣。《兵谣》中的古义宝到医院看病号，先去献血再去看战友；给学校送 “毛选” 故意把发票留下；他给小推车打气，请一班长帮忙按气管，一班长只当没听见；他 “发配” 到农场，雨中看着小虫子在水凼里挣扎到淹死而顿悟等等细节，可以让读者看到他失去自我、失去战友和自我反省的心理轨迹。
青年评论家北乔在他的《乡村歌谣》中说，“《乡谣》阐释了一个亘古不变的人生命题：食色性也。在这里，人们为了活下去，抛弃了许多做人的尊严。周菜花与许茂法食与性的交易，令人震撼，却无法让人唾弃。
这个活生生的画面像根钉子似地楔进读者的心里。即便有一天，忘记了《乡谣》的故事人物，但这根钉子恐怕难以从心上拔出。”
真实的细节会有这种魅力。我相信邱梦山冒死立军令状夺无名高地，夺下无名高地却跑到芭茅丛中痛哭，被俘后在俘虏营病床上醒来拿输液的针头宣判自己就义，交换回国后他借擦汗故意向妻子岳天岚袒露胸前的胎记，而妻子为了儿子的前途，只当没看见，反而宣告他她丈夫绝不会当俘虏。邱梦山心里痛得再也抬不起头等等细节，会让读者记住他的。
小说细节真实，并不是照搬生活真实，把生活中的真事搬到小说，可能反会让读者感觉不真实。作家所写细节，可能是已经发生过的，但更多的是可能发生的。作家的才能不在真实地再现已经发生过的，而在写真写活可能发生的。
《乡谣》中二祥不想在敬老院享清福，主动找镇长要求批他个摊贩执照，离开敬老院自食其力，减轻镇政府负担，实际是要圆他的发财梦。这一细节完全是按二祥的心理虚构的。
那一年我回故乡领着女儿和侄女去看生活中的 “ 二祥 ”时，我非常吃惊。现实生活中的二祥原型真的离开了敬老院，自己在家里开了小百货店，继续他一生的发财梦。这也许就是现实主义的魅力，作者若真正把握住了人物的性格与心理，虚构的可能发生的事情就会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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