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岁时，我便成了附近乡邻眼中的“神童”，备受褒扬。每次出门，父母都得将我紧紧护住，深恐我遭受那些趿着鼻涕的“女粉丝”的疯狂围攻。以至于小小年纪的我早早就对“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话深有体会。
之所以如此耀眼，究其原因，可能跟母后大人生我前梦到有斗大的星子坠入腹中有关。文采风流的我在同辈小儿尚在撒尿和泥巴的年纪里，就可出口成章。五岁不到，便出了第一本个人诗集。两百多开的硬壳日记本，曾一度惹得乡民们争相传阅。那些握惯了农具的糙黑老手，细细抚摸过净白纸张上歪七扭八的文字，嘴里呢喃着狗屁不通的句子，脸上咧开好大一朵菊花。那种欣喜，直逼在野地里拣到好大一坨牛粪。
众人只看得见我头上的光环，却不知这光环背后的心酸。那些爬虫般的文字，其实是我童年的一部血泪史。而那本日记，等同于我的奥斯维辛。
我与文字结缘，始于父亲。失去上大学机会的父亲，从学子一下变成终日埋首贫瘠土地刨食的农夫。那种心里落差，用“飞流直下三千尺”来形容也一点不为过。所以，自我呱呱落地起，我就成了他梦想寄托的最好载体。
父亲是家中大权在握的独裁者，只信奉“棍棒底下出人才”的封建教条。打识字起，拗口的唐诗宋词便成了我的恩客，每日三百字的日记，更是即便天崩地裂也要完成的任务。彼时，词汇量不足一千的我为了凑够三百字这个紧箍咒，每天都想肿了脑袋。因为用的太多，以至于如今我的头围足以傲视群雄。而且，还养成一个坏毛病：但凡见到任何印有文字的东西就会饿狗扑食般扑上。这一条件反射至今犹存，常常会让人误以为我是丐帮弟子。这让我小小年纪就对人生开始了怀疑，但稍有怠惰，父亲便会大刑伺候。那根质地与韧性堪称上品的竹棍，至今仍高悬在我记忆的天穹，时刻散发着达摩克里斯之剑一般的赫赫光芒。
在父亲不辞辛劳的殷殷教化下，我的语文成绩是飞速提高，作文更常常被逼拿来全班当众朗诵。记得曾取得的最高成就，便是荣获全镇小学生作文竞赛一等奖。当然，我们的镇人口并不少，怎么都是以万为单位来计算的，应该值得骄傲。
我得奖的经验，就是一个“抄”字。无论是叙事、写人、议论抑或是写景，都从我的百宝书——《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中搬来一篇。待上场之际，稍加润色改头换面一番就变成了我的原作。值得庆幸的是，当年的那些作者根本没有丁点版权意识。否则我今天像“小四”一样身败名裂不说，官司败诉后定要将祖上传下的几亩良田典卖干净。
记得我斩获最高荣誉的那篇文章，也是抄来的，题目还恶俗得很，叫《我的母亲》。文中，我用娇柔做作的语气，描写了一位勤劳的母亲于深夜的昏灯下，用皴裂的双手替上学的儿子赶制一双布鞋的情形。后面用很大篇幅高调颂扬了母爱的伟大。
其实那时早过了困难时期，我家中都已添置了摩托彩电，母亲大人制鞋的技艺恐怕早就遗忘。更别说她那双细嫩光泽，天天擦高端护肤品“百雀羚”的手，哪里还有半点干枯皴裂的劳动人民的手的影子。
往后的日子里，我在“抄”字一途上越走越远。我仿过志摩的诗，摹过金庸的笔，还写过爱玲语气的玄幻体。这些涂脂抹粉的东施，大有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嫌疑，着实叫人反胃。
正当我在文学这座圣殿门口如无头苍蝇般乱撞之时，一本书有如神启，黄钟大吕般唤醒了我的阿赖耶识，使我豁然开朗。
这本书是西川所著的《唐诗的读法》。书中在介绍唐初诗人王梵志时，评过胡适先生一段话。他说胡适先生对诗词缺乏一种文字的靠近和占有能力。这句话犹如千均重棒，“咣”一下砸在了我的天灵盖上。写作这些年，我只是简单的模仿、复制，空有其形，未具其神。换个说法就是：此前的我就是那些文字的一条狗，会刻意为了用它，而被其牵着鼻子走。
西川先生的一席话，唤醒了我血脉深处的强盗基因。从此，我便要农奴翻身把歌唱，做这些文字的主人了。我要把这些掠夺来的文字关进我心灵深处的诏狱，挨个烙上属于我自己的领主印章，并猖狂地向之宣告：你们过了我的目，入了我的心，将来还要打我的笔尖流淌出去。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奴隶！
文字们一个个如赤裸羔羊般战战兢兢，“呼啦”跪了一地，撅起屁股山呼道：“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写到此处，定会有许多正义之士拍案而起，须发皆张地欲将我这厚颜无耻之徒置之死地。我冒着口诛笔伐下死无全尸的危险，还是想把胸中的鼠目寸光一吐为快。我认为，文字这东西自作者身体里喷薄而出，这些生命力旺盛的小蝌蚪游进读者的大脑中，再与读者思想结合。那一刻起，一种全新的东西就已孕育。这与生命的诞生何其类似，怎能粗暴的界定为抄或没抄呢。
此刻，我披着别人的皮，舞者他人的刀，还面无愧意。我就是恋上了你的字，你又能奈我何？除非仓颉再世，否则老夫就敢壮着胆子把爪子按到《新华字典》上，庄严起誓：狗才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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