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篇《园说》谈起。
无论哪个时代的审美，尤其是生活形态上的，总是愈与自然亲近者愈美。尽管陶潜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但他承认的，仍是地偏无喧嚣之所为良居。
计成著《园冶》，《园说》为总纲，第一句便说，“凡结园林，无分村郭，地偏为胜，开林择剪蓬篙。”可见“地偏”，乃是筑园设地的第一标准。
何以“地偏为胜”？园林，是中国人，至少是中国文人内心乌托邦的实体显现。正如《孟子》中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古代文人内心，其实装着两方天地，一方是庙堂之高，一方是江湖之远。
所谓“入世”与“出世”，魏晋时多绝尘脱俗的隐士，且不论其真隐或假隐，这样的隐士，多居住在远离闹市的名川大山。至于唐宋，寄情自然山水渐渐转由将山水之远引向尘世生活，于是有了王维的辋川别墅、苏舜钦的沧浪亭。至于明清，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愈发向内，而园林就更成为其丰富内心层次的外现，这一方小天地，往往是曾处庙堂之高、而今居江湖之远，或是从来都是飒沓江湖人士的居心之所。当曾经心怀“仁义礼智信”、“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文人，回归自我，又何处得归？那不是“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乡郭故园？那不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所以说，“地偏”背后，是中国文人对“归”的一种诗意向往。与其说是远离尘世、不如说是远离抱负、压力、职责后，对自我的一种成全。而自我，从来都是远离束缚、放浪形骸的，除了广阔的自然天地、山川大海，又有什么能满足这种对自由的追逐呢？
也就不难解释，为何筑园偏偏要以自然为妙了。人当然不能真的饮露餐风做一个姑射仙子，也只有在园林这个绝对个人的空间内，尽量与自然相接引、融合——“山楼凭远、纵目皆然；竹坞寻幽，醉心即是”、“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紫气青霞，鹤声送来枕上。”
若论与自然山川之美的缘分，生于当代的我们，远不及古人。车马喧嚣，在古时，不过是走过青石板路上的那一串“达达的马蹄”，不过是雷霆乍惊、辘辘远听的“宫车过也”， 即使是窗外的市声喧哗，也不过是丝竹歌吹惊扰了雨夜诗人清梦的“忆在锦城歌吹海，七年夜雨不曾知”，然而，今时的我们，又几曾有过“绕檐点滴如琴筑，支枕幽斋听始奇”的“奇遇”？
钢筋水泥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对城市最常见的形容。当然，不能说丑。艺术界似乎还兴起过关于“工业风”的美学流派。只是看着这些庞然、灰黑、凝固、刚硬的人造物，感受不到生命的气息，更无法与之“对话”“共鸣”，很难想象，这将是我们生活、生命的最终归宿。骨子里面，我们对自然还是怀有本能的“乡愁”。
但我们又很难真的去做一个“野人”，对于城市人来说，甚至是过几日真实的乡村生活都相当难捱。文明的进程，正经历着一个十分尴尬的阶段，工业制造的发达刚好满足了我们对生活舒适度、方便度的需求，却还没能让失去的美感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换句话说，我们能住在40多层的高楼上用智能马桶，却得忍受窗外的灰霾和绿色植物的匮乏。
再反观《园说》中，对生活之美的形容，“移竹当窗，分梨为院；溶溶月色，瑟瑟风声；静扰一榻琴书，动涵半轮秋水，清气觉来几席，凡尘顿远襟怀。”这样的生活，想一想都觉得心胸开阔、呼吸欢畅，然而这几句里，除了琴与书，哪一句是离得了自然造物的呢？
何以民宿得人心？我想已经回答完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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