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飘散老北京历史的点点墨香

                                帝都风云

                                          ---------读《城记》有感

刚刚过去的上个世纪是整个中国风云变化的百年，也是北京急剧变化的百年。对于文化积淀深厚的这个历史名城来说，这仅仅是其沧桑变幻的一个瞬间。而这个瞬间所爆发出来的力量，至今仍使这个城市保持着一种历史的惯性，塑造着它在现在及将来的形态，影响着甚至决定着这里每一个人的发展和生活。

1865年，自英国商人杜兰德于宣武门外修筑北京的第一条铁路起，北京城就开始了近代化的道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硝烟与战火中覆灭。内忧外患，动荡不休。整个中华民族面临从未有之变局。承载着历史变革的北京城，也日渐褪去往日作为皇城的威仪与厚重，开始被时代所变革。

从元朝开始，北京即作为中国首都，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繁华，留存至今。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军队在抵抗不久后败退，北平即落敌寇之手，那个时候北京还叫北平。八年后，1945年，在全面抗战的浪潮中，日本投降。在此期间，北京城保存完好。然而，就在整个民族沉浸在胜利的巨大喜悦中不久，国共内战全面爆发。1948年，平津战役，傅作义的50万军队被紧紧围在北京，这座历尽沧桑的城市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庆幸的是，北平和平解放，这座千年古城得以在中华大地上继续焕发它的生命力。时间是历史的见证者，这座古城的风起云落，也是整个中国20世纪百年经历的高度缩影。象征千年皇权的都城，在时代的发展下，步入了一个剧烈变革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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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翻地覆慨而慷。新中国定都北京后，半个世纪以来，北京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数十年来各种观点此起彼伏，无数政客学者争论不休，多少人的命运交织其中。时如流水，不舍昼夜。随着这段历史的逐渐远去，像王军先生在前言中描叙的那样“对这段历史我不敢妄加评说，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寻找并整理史料”。历史已然定格，发展仍在继续，数十年前所确定的政策路线，至今仍发挥着其巨大的影响力，吸引我们一代又一代人不断的思索。

在整个北京城的规划与设计中，最具争议的就是市中心，也就是中央行政区的选址问题。由于各种观念认知，权谋利益交织其中，北京城的规划从一开始即争论不断。后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规划建设声音。 一种方案主张以旧城为中心，对旧城进行改造利用。另一种则主张于北京西郊新建行政区，将整个北京旧城作为文物保护起来，以著名的《梁陈方案》为代表。

60年前的北京建设，影响了千千万万名中国百姓，这千千万万名百姓中，就包含着我们《梁陈方案》的提出者：梁思成、陈占祥先生。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两位先生也饱含爱国者之心，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去，为北京的发展出谋划策，《梁陈方案》应运而生。

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建议》，史称《梁陈方案》，这份长达2.5万字的建议书，由陈先生做规划，梁先生写文章。它的内容，不是梁思成反对拆城墙那么简单狭义，也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北京古城的完整留存。“梁陈方案”所包含的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它是一个全面的城市规划建设书。

本着“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梁、陈两位先生对新中国的首都作了科学的规划，一方面，从整体保护的构思出发，建议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为未来北京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避免大规模拆迁的发生，降低经济成本，自然延续城市社会结构及文化生态；另一方面，提出平衡发展城市的原则，增进城市各个部分居住与就业的统一，防止跨区域交通的发生。两位先生在建议中详细分析了发展西郊的种种好处，恰当的批评了苏联专家对北京规划设计的不足，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一份比较合理的首都规划。

但是，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梁陈方案之所以未被采用，原因多样而复杂。

老京城的住户记载中的北京城：给排水功能缺失，卫生状况极差，道路保养欠佳，供电规划混乱，绿化光照欠佳……这些在老舍的《龙须沟》，陈鸿年的《北平风物》中都有所提及。而梁先生的规划中，北京城作为未来的首都，保留了绝大部分的传统民居，保留了数千条胡同及大规模四合院。相应的生活保障设施，新交通线的规划，新城市功能的分布等等都未提出合理解决措施。

    其次，当时的中国能有这个国力和时间，同时进行老北京的改造和新北京的建造么？ 从我的视角来看，有很大困难。

    让我们来看一下梁陈方案。迁移人口六十万（绝大部分为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其亲属子女），建设面积6.75万平方公里，规划历次搬迁，每次迁移人口三万人。建筑维护主要采用木材新构造工艺，尽量缩小动工成本。 可以说梁陈方案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弱民穷的状况，以一种临时性的，缓步进行的，低姿态的方式来进行新城建设和旧城改造。假如彼时国际环境安定，我认为此方案有着很高的可行性，但是历史不容假设，1950年之后新中国就面对了接踵而来的挑战：朝鲜战争，全国范围内的水利改造工程，大跃进，中苏关系恶化，，三年经济困难，文革……在最严重的时间段中央领导人集体撤出北京，全国范围内大建防空洞。请问当时，如何处置建造至一半，承担着政府首脑作用（这一点尤其重要）的新北京城? 而且以新中国的国力，历经多年战乱，百废待兴，要建造一个新城承担未来首都的职能，难度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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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阻挠更是《梁陈方案》夭折的一个重要原因。

看到《梁陈方案》后，毛泽东的回应是：“有那么一个教授，要把我们从北京城里赶出去。”踌躇满志的领袖自然有他的宏伟理想。他要把北京建成一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要把北京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城市。毛主席认为，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建立的，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更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城市。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不仅是毛泽东主席如此，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也力主彻底改变北京的面貌。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很多中共高级领导人也普遍认为：“改造北京还是少保留一些旧东西好，像故宫可以保留下来，让后代看看过去的情形，有一些东西可以不要就不必保留了。”而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地安门、牌楼等古建筑被拆除，被认为是“今后彻底迅速地改建旧城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53年5月曾对梁思成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急于破旧立新的领袖们想让北京城褪去过去的一切，以全新的姿态面对世界。

一切都按照领袖的意志，朝着与《梁陈方案》相反的方向，迅猛的展开了。首先是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当时的苏联专家们不顾中国学者反对，执意要在北京看到一个莫斯科红场的翻版，坚持必须以天安门为政治中心，扩建广场，以备群众游行所用。苏联规划首席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这完全符合最高领导人的意志。50年代中期，北京拆除城墙的群众运动进入了高潮。同时，响应政府的号召，中国各地纷纷掀起了拆城竞赛。从此，《梁陈方案》便只是一个历史的回忆，再也不可能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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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时，北京内城的人口已有130多万，面积62平方公里。三海、故宫，各大公园约占去10平方公里。居民均集中居住于其余52平方公里的旧城，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1400余人，远远超出每平方公里8000余人的现代标准。而新中国中央政府军政机关未来可达15万人左右，加之安排他们的眷属，预估达60万人。行政机关所需要的面积，高于原北京城机构所需面积的三倍。作为规划师，两位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疑问。已经拥挤不堪的旧城，怎么可能容下突然增加的60万人口？假如为这60万人口在城外建宿舍，他们每天在老城的行政中心上班，每年要增加多少途中往返的时间、能源方面的消耗？如果为了节约能源与时间，就近为他们建宿舍，那又要动迁多少老城居民？为拆迁户另择新居的成本，加上为行政人员在城内拆旧房建新房的成本，这将是一笔怎样耗资巨大的开支？

诚然，受经济条件所限，战争刚刚结束的中国或许不足以兴建新的行政中心，两位先生带来的规划思想或许一时间不能为人们所理解接受，但是仅凭一时的建设热血而损毁旧城遗产，这样的决策失误不得不令后人为之扼腕叹息。60年早已过去，很不幸，梁先生一语成谶。如今的首都北京，沙漠逼近，河湖干涸、地下水枯竭、阴霾沙尘蔽日、交通阻塞令人绝望、人口畸形膨胀（2170.5万，2016年），古迹大量减少，文化不断消失，城市功能低弱……北京，终于像梁先生在60年前所预言的那样，走上了西方工业城市发展所面临的老路。古城”北京已面目皆非。就像梁思成对彭真说的“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梁陈方案》的出炉，不仅没能让梁陈二人实现梦想，反而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陈占祥的政治生命与古都北京同葬于废墟，梁思成也在轰轰烈烈的文革中逝去。“梁陈方案”已是一份永远不能再实施的历史规划。毫无疑问，我们欠两位先生一个道歉，一个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2001年3月22日，陈占祥去世。新华社记者王军这么说：“他的一生，壮志未酬，却获得了与一个伟大的城市共命运的意义。” 如今，六十年已经逝去，新老北京仍在你争我夺的悲剧中不能自拔，由此带来的城市问题已波及这个城市里的每一个人。看看现今的北京，我们似乎就生活在“梁陈方案”曾经的谶语里面。

《城市规划原理》中有这么一段话，“随着技术体系的不断提升，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出现，城市的建造规模和改造规模不断扩大，城市所占用的资源和能量不断聚集，在这种快速变化的时代，城市的遗产和城市的发展成为一种对立，城市在发展的同时却在失去更多的城市文明传统，牺牲的是人类的文化遗产、精神、社会亲情。城市中文明的发展成为文明传统自身的杀手。这样的对立于传统的城市也应该终结。”（第四章·城市规划的价值观）

2017年4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设立雄安新区，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百度百科）

老北京的逝去，我们痛定思痛。不管什么理由，改造北京城的过程，野蛮，轻率，大量古迹被毁，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理想和现实的对抗化为历史渐渐远去，面对当下才是我们更应该做的。所幸，这里是中国，一个奇迹安家的地方，我们有一个负责的政府，更有千千万万为使中国富强而努力的人民群众。今天，我们要真诚地向先贤们说一句，历史与现实已成为你们当年的奋斗写下了注脚，北京城市规划的失败，两位先生的经历给我们以莫大启迪，对那段历史的省思，正是我们面对未来的姿态。

《城记》，《城记》。一部承载着厚重历史的杰作，仿佛一块高耸的磐石静静的屹立在历史的年轮下，带着岁月与老北京的记忆成为永恒。王军先生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老一辈规划家的智慧，更是那种痛惜古都文化，关注城市发展的高尚情怀。感谢王军先生，让我们后辈可以了解到北京城这么一段历史。就像杜甫说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致敬前辈，致敬《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