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第十三》03：如何看待那点儿国故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清代史学家、思想家章学诚讲“六经皆史”，说到底讲得就是“六经皆史料”。梁启超先生讲，从这个角度讲，诸子、诗文集、小说哪一个没有史料的意义和价值。
子路与孔子的这段对话，又何尝不是如此。两千多年的历史时空产生的时空隔膜，足以让我们对这段话产生蒙尘的感觉，抛开史料背景不谈，总给人月朦胧、鸟朦胧的感觉。而要真正揭开历史的迷雾，非有扎实的国学基本功，非有辨真伪、通小学、知古今人情变迁者不能明晰之。
对于一般的阅读者而言，我们只能通过个人的文字理解去看待那点国故了。
子路问道：“假如卫君有意让先生去主政，先生您打算先从哪些下手事情做起呢?”
孔子说：“首先应该正名吧。”
子路说：“先生真的迂远如此吗？这名又从何而正呀?”
孔子说：“真是直率、粗野啊，仲由。君子对于他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阙去不谈的。如果名不正，边说起来不顺，说不顺口的，做来便不成事儿。做不成事儿，礼乐也就不能创生、兴盛。礼乐不能创生、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会不中肯、有偏颇。刑罚不中肯，百姓就不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君子一定要定下名，必须能明明白白的在台面上讲得通，讲得通才能够行得通、做得到。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马虎虎对待的。”
要弄清楚这段对话的道理，先要弄清楚以下几件事情。
一、卫君是谁，子路缘何会有此问
这里所说的卫君，是卫出公，名辄，也就是卫灵公的孙子。其父蒯聩被卫灵公驱逐出国，卫灵公死后，蒯辄继位。蒯聩要回国争夺君位，遭到蒯辄拒绝。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子路有了这个假设性问题。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孔子借对子路假设性问题的回答，表达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
二、那时家，那时家臣
章太炎在《治国学之方法》一文中提出一个观点：封建时代的道德，是近于贵族的；郡县时代的道德，是近于平民的。
孔子所处的春秋，属于章太炎所说的封建时代。这个时代讲“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更讲“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这个时候的家，并不只包含父子、夫妻、兄弟这一部分人，而是整个家族，差不多和小国一样。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说白了就是在讲“欲治其国者”，先把自己家的那个小点的“国”搞定。进一步推而广之，我们便可以理解孔子所说的“必也正名乎”了。卫君要想治理好卫国，先要把自己“小国”——家里的事情摆不明白。外面有个流亡在外的爹，削尖了脑袋想要回国继位。做儿子的蒯辄又明显不乐意。这个事情不放在台面上讲清楚，想把卫国治理好，何其难也！
还有一层，那个时代诸侯国的臣僚，士大夫的家臣，和天子的诸侯是一样的。家臣对主人，臣僚对诸侯，诸侯对天子都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子路假设的情境，是要孔子成为对卫君绝对服从的治国之臣。卫君的名分不能放在台面上讲清楚、讲通，自己这个治国之臣是当不好的。
孔子讲究的是君君臣臣，说到底就是要讲秩序，各守各的本人。卫君的名分不能放在台面上讲清楚、讲通，各守各的本分这件事请便成了不可能。
三、礼乐从何而来
《礼记》中明确指出，礼乐都是昌明之治的产品。从尧舜禹时代起，都是在做成了大事之后，君王才有资格制乐教化天下，流传于世的。让孔子闻之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便是舜帝功成名就后南巡时而制。与乐相对应的礼，以及相应的典籍制度也是如此。
即便是君王，不能组织力量做成大事，也是不能制作礼乐流传于世的。
孔子讲“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就是这个意思。没有礼乐的教化，单纯依靠刑罚来治理天下，难免会有失偏颇。因为偏颇，民众便会不知所措。所谓的“政通人和”便失了根本。
四、君子坦荡荡
缘何讲君子坦荡荡？
那是因为君子所讲的话都应该能放在台面上讲得通，放在台面上让人推敲、定夺。也正因为如此，君子之言才有变成现实的可能。君子为此，对自己的言行是坚决不苟且的。
今人读《论语》之类的国故，总以为有本事能够讲得清清楚楚、滴水不漏。实际上完全没这个必要。前人所走之路，所行之言，在我辈这里，未必便能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能从中借鉴一些能够借鉴的视角，获取一些可行的参考，便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如陶渊明一般“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已经是不得了的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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