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也是一位被历史湮没和忽略的文史大师，其学术成就长期不被学界研究和重视，倒是关于刘文典的一些逸闻趣事流传甚广。
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字叔雅，原名文聪，笔名刘天民。其父刘南田，经商为业，刘文典幼年就被送进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刘父希望儿子能够学会“洋文”，今后可与外国人做“大买卖”。1906年，刘文典慕名进入芜湖安徽公学读书，安徽公学的前身为晚清教育家李光炯在湖南长沙创办的旅湘公学堂，因聘请革命党人黄兴、张继、赵声等人任教，被清政府以“结党谋逆”之罪通缉，旅湘公学堂在长沙难以为继，1904年被李光炯迁回家乡芜湖继续办学，改为安徽公学。李光炯诚聘了陈独秀、刘师培、苏曼殊等一批革命志士和专家学者到安徽公学任教，宣传进步思想，培养进步青年，很快使安徽公学声誉鹊起，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使芜湖乃至安徽成为响应辛亥革命的策源地。
刘文典因聪明好学，国学功底深厚而颇受陈独秀、刘师培等老师的赏识，而刘文典也在思想上、治学上深受恩师们的熏陶和影响。1907年，安徽公学也逐渐被清政府注意，随着刘文典所崇拜的刘师培、陈独秀和苏曼殊先后去日本留学或从事革命活动。刘文典受他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也就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09年刘文典又踏着老师们的足迹，前往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东京高等学校。在东京留学期间，刘文典常去听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国学讲座，深悟其治学之道，与一些革命党人相识。辛亥革命成功之后，1912年，刘文典从日本回到上海，在革命党人于右任创办《民立报》担任编辑，从事一些翻译工作，以锐利的目光和犀利的笔法，采写了一些鼓吹革命、倡言共和以及讨伐袁世凯的文章。
1913年3月20日晚22:45分，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候车欲前往北京之时，遭刺客枪击不治身亡，当时刘文典就在其身边，手臂也中弹，所幸没有大碍。宋教仁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中华民国的创立者之一，有中国“宪政之父”之美誉，其不幸遇害身亡，导致中国历史走向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宋教仁案”也成为民国时期的一桩公案，其幕后指使者至今尚无历史定论。
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民立报》立即遭到查禁，刘文典也被迫流亡日本，在东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并开始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参与处理繁杂事务，多方联系革命党人，积极奔走呼号，鼓吹再造共和，一干就是三年。二次革命失败是民国史上不幸的开端，军队国家化、民选议会、依法治国等建立民主国家的举措，都失去了健康发展的契机，代之而起的是军人干政，引致兵祸连连，军阀混战不断，国家面临四分五裂之危险境地，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葬送。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渺茫的中国前途，刘文典感到苦闷、彷徨和失望，逐渐开始远离政治，立志从事学术研究，潜心研究学问。
1916年刘文典从日本回国之后，正直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遂介绍27岁的刘文典到北京大学任教，由此开始了他大学教学和著书立说之生涯。当时的文科办公室被称之为“卯字号”，两只老兔子是己卯年出生的陈独秀和朱希祖，三只小兔子是辛卯年出生的胡适、刘半农和刘文典。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刘文典在老师陈独秀的影响下，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编辑部担任英文编辑，翻译了《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叔本华自我意识说》、《富兰克林自传》、《美国人之自由精神》等外国学术论著。
刘文典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一面认真教学，一面进行学术研究，教一门精一门，精一门再钻一门。在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办学方针指导之下，北大沙滩红楼内学术氛围浓厚，各种学术流派纷呈，学术思想极其活跃，各种创新和守旧之间的矛盾斗争尖锐，刘文典深知自己资历尚浅，又无洋博士学位，要想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站住脚，没有真才实学和深厚的学术功力以及形成自己独到的学识是不大可能的。他在浩繁的古代典籍中，选定古籍校勘和注疏学进行研究，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子部，在诸子著作中，他又首选《淮南子》进行深入研究。
《淮南子》亦称《淮南鸿烈》，为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著，是一部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和阴阳五行等思想的重要杂家著作，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文学性，其中提出的“道”和“气”之学说，反映了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书中也包含不少自然科学史材料和一些封建迷信的糟粕，由于深奥难懂，除东汉高诱有《淮南鸿烈解》之外，历朝历代很少有人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注本更是鲜见。刘文典因此潜心研究《淮南子》，从音韵、文字、训诂、版本等诸多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矢志不移，几易其稿，1923年，刘文典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淮南鸿烈集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学术界极大重视，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研究《淮南子》的代表作，安徽老乡胡适教授为刘文典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撰写了序言：“整理国故，约有三途：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总账式整理，一曰专史式整理。典籍浩繁，钩稽匪易，虽有博闻强记之士，记忆力终有所穷。吾友刘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鸿烈集解》，乃吾所谓总账式国故整理也。淮南五书，折衷周秦诸子？其自身亦可谓结古思想之总账也。”
继《淮南鸿烈集解》出版之后，刘文典在学术上更加发奋不止，又继续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研究工作，其研究成果《庄子补正》、《说苑校补》和《三余札记》等著作也陆续出版，其中《三余札记》为笔记体，以三国时期董遇的“三余”读书之“冻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寓意，记录自己平素积累的一些治学心得和体会，从中可以窥见刘文典的勤奋不殆的专研精神，在学术界声誉渐隆。
《庄子补正》是刘文典的另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共10卷，耗时10年完成，于1939年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出版，国学大师陈寅恪欣然为之作序：“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慎矣，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哉？”给予刘文典“庄子专家”之美誉的称赞。
《庄子》乃先秦诸子文章的典范之作，蕴含绝妙高深的哲学思想且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行文汪洋恣肆、瑰丽诡谪、意出尘外，是中国古代典籍之中的瑰宝。庄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其想象力极为丰富，语言运用自如，灵活多变，能把一些微妙难言的哲理说得引人入胜，《庄子》被称之为“文学中的哲学，哲学中的文学”，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影响。
刘文典长期研究《庄子》，尤其是《庄子补正》出版之后，使其名声大噪，原本就恃才傲物的他，更是狂妄到了极点，以致口出狂言：“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就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那半个是冯友兰。”恃才傲物者，古今有之，但在近代名士之中，刘文典当属比较特殊的一个，其老师刘师培就以“怪”闻名，刘文典比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当时人们常以“狂傲”来形容或评价他，刘文典自己也并不否认，他也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但刘文典也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陈寅恪和胡适就不在此列。
有这样一则轶闻，可以看出刘文典的狂傲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西南联大时期，学校拟提沈从文为教授时，唯刘文典愤愤不平，“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4角钱！”“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要是教授，我岂不要做太上教授了吗？”刘文典如此对待自己的学生，其为人可见一斑。刘文典还狂妄的宣称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冯友兰，他和唐兰只能算半个，刘文典以这样的言论示人，把西南联大所有的教授都得罪了，以致刘文典因吸食鸦片被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解聘时，竟无一人为之说情。
刘文典学识渊博，学贯中西，颇具语言天赋，通晓英、日和德等多国文字，视野开阔，涉猎广泛，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还不断地进行翻译工作，将叔本华、布哈林等人的哲学著作、史学著作和社会学著作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他所开设的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五所不包。先后讲授过“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大唐西游记研究”、“庄子”、“淮南子研究”、“文心雕龙”“史通”、“文赋”、“今古文研究”、“玄奘传校注”、“温庭筠李商隐诗”“陶渊明”、“中国化的外国语”等课程，且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刘文典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的黄金时期。刘文典的一个学生回忆，他曾经向老师借阅过一本有关唐三藏取经的书，发现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都布满了批注，注文中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可知“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刘文典在课堂上也常常有惊人之语，有学生向其讨教作文之诀窍，刘文典随口说道：“只需注意观世音菩萨即可。”学生迷惑不解，刘文典解释，“观”是要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懂得人情世故；“音”是要讲究音韵；而“菩萨”就是救苦救难，有为百姓伸张正义，服务百姓的菩萨心肠。刘文典的这一写作秘诀，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927年夏，刘文典受安徽省政府之邀抵达省政府所在地安庆，与其他十几人组成了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筹备安徽大学的建校工作，刘文典被推举为文学院的筹备主任，1928年2月安徽大学开始招生，标志着安徽大学正式成立，刘文典是以文科主任之身份行使校长职权，主持学校事务，根据安徽大学校史记载，刘文典校长任期是从1928年4月至1929年1月，“校长”任期尚不足一年，就因“安大学潮事件”与蒋介石发生争执而遭解职并被关了7天监狱。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28年11月23日，因安徽大学有学生欲进入隔壁安庆女中观看文艺演出受阻，进而演变成学潮，时值新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莅临安徽省政府视事，闻安徽大学发生学潮，立即召见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训话，指责刘文典治校不力，刘文典自视甚高，蒋介石携新任国民政府主席之威，两人一见面就展开了唇枪舌战，关于这场冲突，有各种版本场景描述在坊间流传，但多数为名人轶闻趣事之类，不足为信，但刘文典以文人之狂顶撞国府主席蒋介石却是不争的事实，以致蒋介石下不来台，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将刘文典送入监狱关押，幸蔡元培、陈立夫等人从中斡旋，刘文典在关进监狱七天之后就被释放。
刘文典乃一纯粹的学者，并不擅长学校行政管理，在安徽大学期间并无多少建树，实际主持学校事务不到一年，而校长的身份也只是以文科主任代行校长职权，并没有安徽省政府的正式任命书，刘文典之所以能引起国人瞩目，全赖于他与蒋介石之间的“争斗”，一个大学校长与国家领袖之间的“全武行”，不能不吸引国人的眼球，刘文典之大名之所以没被历史完全湮没，就是因为这段历史“轶闻”的缘故。
安徽大学事件之后，刘文典应蔡元培之邀，又回到北京大学任教。不久，刘文典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之邀，出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代理主任，同时还在北京大学兼课。1932年夏，清华大学组织入学考试，身为国文系主任的刘文典商请陈寅恪拟国文试题，陈寅恪不仅出了《梦游清华园》的作文题，还出了对联题“孙行者”要求学生应对下联，此对联题看似简单，实则不容易答对，这道对联题竟考糊了不少考生，以致怨声载道之声不绝，成文民国时期的一段趣闻，至今仍在流传。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文典因故没有随清华大学撤离南下，而是滞留北平，日本人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或在日伪政府里做官，他都以各种理由搪塞拒绝，甚至拒说日语，以示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满和抗议，表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但刘文典一家的生活却也陷入困顿之中，1938年下半年，在朋友的帮助下，刘文典一家逃离北平，取道天津、香港等地辗转南下，几乎转了大半个中国，历经各种磨难才抵达昆明，随身携带的家庭财产和图书资料尽失，只剩一身破烂衣裳了。来到大后方的刘文典，被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聘为教授，又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
战时的昆明，物资极度匮乏，日军空袭不断，刘文典的母亲和两个兄弟也相继去世，由于积蓄在南下途中尽失，囊中羞涩，此时的生活也处于穷困潦倒之中，导致刘文典精神上极度苦闷和消极，竟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以此来麻醉自己。尤为让人惋惜的是，刘文典1942年4月的普洱之行，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刘文典应大盐商之邀，前往普洱为盐商之母撰写墓志铭，可获一笔润笔费，并提供一定数量的鸦片，刘文典弃西南联大的教职于不顾，长期离校在外，导致中文系教学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引起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闻一多的不满，进而又影响到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当时西南联大是教授治校，尤其是系主任拥有一定的话语权，闻一多和冯友兰联手决定解聘刘文典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教职，尽管刘文典回到昆明找闻一多大闹一通，却也于事无补，刘文典最终未能回到西南联大上课。1943年，刘文典被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到云南大学执教，一直担任文史系教授，再也没有变动，直至终老于昆明。
1948年4月，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首批81名院士产生，这些院士都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最出色的精英人才，但国学大师刘文典的名字却没有出现在其中，以刘文典的学术成就，当选首批院士当没有什么悬念，但他为什么落选了呢？不但落选而且还差一点没有进入候选者名单之中，这其中与王叔眠的力阻有一定的关系，王叔眠当时只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尽管当时只有33岁，却对《庄子》颇有研究，其所著《庄子校释》一书，1947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王叔眠对刘文典的《庄子补正》一书颇有微词，在自己的著作中批评《庄子补正》中的种种错讹，“引书之疏漏，尤不可胜举。”
尽管王叔眠风头正盛，但毕竟缺少一定的话语权，倒是王叔眠的老师傅斯年起了决定性作用，尽管当时傅斯年尚在美国治病，傅斯年忿然指出：“彼曾为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在此关键时刻，刘文典的“糗事”又被重提，王叔眠攻其学术软肋，傅斯年攻其道德缺憾，以致其他人无话可说，落选中华民国首任院士，亦在情理之中。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刘文典的好友胡适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境签证，都被刘文典婉言谢绝了，继续留在云南大学教书并进行学术研究。
新中国诞生后，尽管百废待兴，但却显生机勃勃，刘文典深受鼓舞，他也开始振作起来，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中。时任云南大学副校长、校长的李广田对他关心备至，为他提供了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专门为他配备了助手和工作室，让他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1956年还被评为云南省唯一的一个国家一级教授。
刘文典在云南大学先后开设了“温李诗”、“杜诗研究”、“文选学”、“校勘学”、“文赋研究”等新课程，重讲和编印了“淮南子研究”、“庄子研究”、“先秦诸子研究”、“文心雕龙研究”、“大唐西域记研究”、“论衡研究”等等，在助手的配合之下，撰写《杜甫年谱》、《群书校补》、《王子安集校注》等著作，可惜这些工作，刘文典生前并未能全部完成。
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病逝于昆明，死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死于脑溢血，另一说死于肺癌，享年69岁，临终遗言，家中典籍珍藏悉数捐献安徽大学，骨灰送回家乡。家人遵其遗嘱，将其骨灰葬于安庆城郊。刘文典之墓地，近几年已被安徽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作为安徽历史名人予以保护。
刘文典的墓碑两侧，竖立着刘文典老师章太炎当年为其题写的一副对联：“养生未及嵇中散，疾恶真如弥正平。”上联是劝弟子改掉缺点，下联是赞弟子人格气节。这幅对联正是刘文典顶撞蒋介石之后，刘文典看望老师章太炎时，国学大师章太炎为弟子题写的，师生二人却有几分相似，当年章太炎不畏权势，怒斥袁世凯称帝，即使被袁世凯囚禁也绝不屈服，刘文典也颇袭乃师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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