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三十四件书，平均每件二十公斤，从提货仓库取出、装车、再卸车，走一百米到书店，全靠四个贵州俗称的“背篓”，即只靠一条长约六米的红布条为生的人力运客。
其中一个一次能背负五件（他们内部按记件制分钱）的运客引起我的注意，趁着他喝水的间隙，我和他攀谈。“师傅今年有五十多岁了吧？”“我58年的，明年就六十岁了。”他朗朗答道。“快六十的人啦，别这么拼命，少背几件吧。”“没事。”
他是最后一趟，卸下书，他一边整理红布条，一边对坐在店堂条凳上的一个壮年伙伴说：“走吧。”“我再坐一会。”“身上臭哄哄的，到外面再坐吧。人家会嫌我们的。”我站在旁边，拍拍他的肩（肩头一片湿云），“让他休息一会，你也坐坐歇一会，没事的。”
“人家会嫌我们的”听起来是一种自卑表达，可在我听来是一种自尊的维护。人确立自己的不是拥有的幸福权利，而是自己的尊严。因而，“我不为你们去祈祷幸福，我祈祷的内容远比幸福高尚。”（吉皮乌斯语）
在我的价值判断上，在自己的汗水奋力航行的人，远比在他人泪水中游泳的人更值得脱帽致意。
在我刚到书店不久，总是在傍晚见到一个貌似晚清志士刚被绞去长辫，留着齐颈发的老男人，银丝眼镜遮不住往外涌的猥琐——猥琐一定会被眼睛出卖。他总是坐在店里为数不多的软包椅子上。未坐之前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小心翼翼地把报纸放在软包布面上，再小心翼翼地把高贵但嶙峋的“殿”（他的臀部没有“月”）部安放在报纸上。照例，一次拿几本书放在不堪重负的大腿上；照例，都是有关性学的书。一边看，一边不出声地读着。左手把读完的书页翻卷在书的封底，右手指在书行间滑移。一坐就是数小时，然后走人。座位上留下的有时是被他遗弃的报纸，有时是被他染指的书们。
周遭弥散着不明香水的味道——老流氓的味道。
我问过老店员。被告知从未见过他掏钱购书，但奇怪的是，他走到楼上的咖啡馆，总是要买一瓶打折下来都是二十元一瓶的进口低度酒精饮料带走。
我不知道这是何人、何心态。每当看到他正襟危坐在店里，我都像看见一只完美的苍蝇。
还是在我刚到书店不久，时常见一个一米七几的大男孩，坐在座位上，左手执书，右手将书弯成弓形，拇指控制书页，书页匀速归位。大男孩头微侧，鼻凑近。其表情是如此享受。有如此对书页簌簌作响陶醉如清风竹海其间；对墨香幽幽漫溢贪婪如深山傲兰之中的人，令我疑惑。再细察，乃异于常人。在书架浏览的父亲看起来比我斯文得多也比我老得多，架在鼻梁上的眼镜难掩疲态和无奈。和父亲攀谈，被告知这孩子生下来艰难，头被产钳夹坏，导致小脑脑瘫。再一问年龄，和我儿子同岁。孩子比我儿子俊秀，也比我孩子看起来更年轻，虽然他们都是二十五岁的成年人了。没有一丝人生的困顿眼神，孩子看着我和他父亲在轻声交谈，如同坐在公交车前座被母亲抱着的幼儿打量着后面的乘客。我心里立刻难受得紧。
我知道他的翻卷对书——尤其是铜版纸印刷的书是一种损毁，但我从未想过制止。如果我们的书能给这孩子带来快乐，我愿意他天天来。
某天，这孩子照旧清风翻书，父亲对他说：我们回去吧。孩子站起，没有一句话，拽着父亲胳膊把父亲往旧书区拉。父亲说：没有了，卖完了。孩子还是没有一言，只是擒住父亲不放。我正在理书，父亲凑到我耳边：“对不起，他想要小人书，你们卖五块钱一本的，他不会看的，能帮我把书收起来一下吗？”我说，好。
孩子到了旧书区书架前，原先摆放的一摞小人书的架子空空如也。父亲说：卖完了吧。孩子眼睛盯着空书架看，看，看······我对父亲悄悄说：我送他一本吧？父亲急忙说：不要，不是因为钱，而是他一得到，就会天天缠着我来，而且他也不看。我真的没那么多时间。谢谢你，你们从来就不对我们父子另眼相看，我已经很感激了。
看着走路身子有些往左边偏的大男孩和他瘦长条的父子背影，我想：我是幸运的。
我有一个健康的儿子，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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