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天异同三沙湾

|| 苏小玲

海天异同三沙湾

引子

已亥年深秋，我随俩位小学同学旧地重遊。原以为这种随意走动只像一阵风，可回到京城，却总闪念不断，思绪频频。都已一周了，入睡之前每每景象浮现、细节绵绵。那是一个叫“三沙”的渔乡小镇，小时候读书生活了几年。她当然编织过我的一段少年凌乱的梦，并不经意地爱上了大海，以及与心的波浪相连接的文学。这块位于东南沿海的乡土，农渔混合、工商孱弱。上个世纪的1970年代，一段无比粗糙的“文革”插曲，令人间创伤无处可逃，人们还学会了以笑代泣。历史被“插”得很红色，很动荡，很伤感，也很悲剧。一种被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也开启了它的新时代。

而我，同这个小镇也有可讲的故事。那个时期的某种沉重已被时间稀释，即便发生过恐怖主义般的“文攻武卫”，也早已被不断增强的承受力所缓解。其实，能全面吞噬一切不愉快往事、并给自己未来有所安抚的，正是时刻浮现心脑的那一片大海。三沙湾，还是有它奇特的自然魅力的。悠长的海岸线，金黄色的沙滩，蓝蓝的深水港，还有从前偶尔抬头能望见的海鸟。全镇惟一的一条街道上，所有的存在都那么无拘无束，暴露无遗。那股淡淡的海腥味和被鱼骨支撑的嶙峋审美，构筑了简单刺激的每一个日子。略带原始的开放与张扬，海域形成无边际的想象，海面驰骋无拘束的性格，能让外人感觉亲切且陌生、温柔又野蛮。

念书好像逛戏园

同学高和陈是当地人，轻车熟路。东澳小学，拐进一条巷子就杵在眼前了。这一小块场地对我来说，已非记忆中破旧的单层土建矮房。它高高地，由几座半旧不新的教学楼构成。好想辨出一点蛛丝马迹来拼对过往的学园版图，但校门紧锁。贴着门缝，联想有点冰冷：在这里，几乎玩耍了三年。我不爱算术，被科任老师无情批评甚至嘲笑。那时候，世道混乱却不碍先生们施展威严。不管他们怎么灌输，你也只能乖乖就范。也有例外，语文老师特别疼爱并袒护我，像天使！后来，我把她写进《悲剧的春天》一书里，老师看了竟然几分羞涩。末了又欣慰地笑了，为被尊敬与被惦记？而曾经，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一是被赶到乡下教书的地主的女儿，一是被打压下放的父亲的儿子！

我的小学教育，感觉就像穷家的小孩，随便裹件大人的破棉袄将就着过了冬。嘴里整天咀嚼的，也几乎全是半生不熟的东西。许多课本读得你精疲力尽，头昏脑胀！稍好点，是如《愚公移山》这样道德教化的“老三篇”；糟的，则是观念诱导，无处不在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这是鼓励人们先入为主，刺激人性中的恶，在生活中不停地想象敌情然后寻衅挑事。那个虚构的《收租院》和“大地主刘文彩”，让我们像白痴一样，对历史的栽赃陷害铭记了大半辈子。我老师的父亲也是斗争需要的假想敌，似乎聪明勤俭害了他。与许许多多农民一样，有了点土地，就是原罪的开始。当然，这不妨碍老师她继续给学生们讲收租院的故事。那时候，大大小小的社会活动是要进校园的。学校的喇叭憋不住，经常要出声。我们也有大量时间要听歌唱歌，除了频次最高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听得你是昏头昏脑，法国工人欧仁・鲍狄埃创作的《国际歌》，也是要提足精神吆喝般地高唱的。印象中那位教唱的女校长像是山东人，嘴里跑出的每一个字都与齐鲁发生关系。而那发音旋律，如今想起来就是一曲混搭革命主题的扭秧歌！实际上，所有激情满怀投入的师生，又何尝不是对“英特耐雄耐尔”一通没头没脑的时髦瞎追逐、瞎琢磨，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种全民意淫。

文明不到位，所谓“阶级斗争”不是扯谈就是造孽。陪我回乡的陈同学，说他爷爷也是一名地主，过去在这镇上经营有一片粮行。可一阵风暴到来时，所有财产都被充公了。要命的是，一颗子弹结束了一部起早贪黑的私人发家史。革命，有时就只是对一句口号的兑现，并不需要有什么逻辑支持。事实上，中国乡间多有寒酸不堪的所谓“地主”，还有那些有教养识大体的“乡绅”，他们一直维系着乡间的传统文明与社会秩序。问题是，乡村的新政，并未导致野蛮的退场，暴力卷土重来。而教化新生代，也成为最佳的途径之一。改造和服从，人们自幼就被要求接受这种现实叙事，不论都市或是乡村。“土改”，一群群老实巴交奔小康的农民，平白无故地死在了阶级仇恨的杀戮之下。这是人类以进步的名义进行的一次对生命罕见的讨伐。如今的教科书，是否让下一代人学会点反思了？

由于小学期间多地转学，校园之间的环境、师生也大同小异，也谈不上有爱恨情仇的小纠结。倒是想到了一位年轻军转教员，搞了别出心裁的“红小兵尖刀班”。这是个自命不凡又有点专制的家伙，以法西斯般的手段训练队列，最后居然赢得战果：全公社小学的学军比赛第一名！作为“尖刀班班长”，我平生第一遭获奖，独得一张印有“英雄杨子荣”的图片。那位老师笑得很得意，感觉也有点蹊跷！他是在庆祝自己个人意志操控集体的一次胜利，而我也正是他棋盘上的一粒棋子？陈告诉我，其他同学从这毕业后，大多数都在本地继续升学或开始谋生；几个经商，几个有公职，混得也都一般般。像他这样考上大学的是极个别。这是时代留给的痕迹：生不逢时，遭遇文化被革命，一代人如履薄冰，别无选择。

不过，这所学校出有一个大人物，他就是当代本镇最大的乡贤、曾任国务院秘书长的杜星垣先生。他亲笔题写的招牌被钉在校门口，供人瞻仰。当初我还好奇，这么个曾经又破又脏，猪狗满街闲逛、社会毫无秩序的乡间，竟然也能出个中央大官来？这种推理纯属狗屁不通！但真正对他肃然起敬，是知道他曾与几位老先生干过一件有魄力的事：劝请过被罢黜的前总书记留下了口述史。这个不管地位多高，都会讲究看菜下饭的年代，要违背常规、行非常伦之事绝非易事！当然，在乡亲眼里，这个杜，就是当地“最大的官”；在官方名册中，便是一个奋斗终生的“革命者”。而在我感觉间，他是个跨越时空的校友。不过，除了一种必要的辈分仰望，或许很难在一场历史的宴席间彼此相遇。毕竟，若都有信仰，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举的不是同一种滋味的酒杯。

来到县第三中学，一种颓势进入我的直觉。时逢假日，人消声遁。穿制服的保安大开着衣领一副无精打采，爱理不理表情懈怠，有点电影里民国巡警的味道。据说这里的高中部被撤销了，以往的一点竞争优势也不复存在。眼前，虽和小学一样除旧立新、高房连栋，但空间在视觉却难以延伸。从前一字排开的初中教室太阳直射，楼前光秃秃一片，不见往日那青葱树木。那时候，物理叫“工基”，而“农基”涵盖了化学，闻着就有一股时代贫乏单调的滋味。我只痴迷语文，将小说带进课堂一埋头便忘乎所以，还时常逃课。后果当然也很严重：政治老师当众不点名地批评：三天打渔，两天晒网！这一切都已模糊。而我的初一（1）班，朗朗读书声在哪里？从南洋回来口音极重的英文老师，家境贫寒个头高高的数学老师，身兼年段长面带冷酷的政治老师以及那些几乎全被蓝、灰、黑三色服装包裹的同学们，又曾以何种的方式最后定型了自己的历史？

初一年，当然属于小屁孩的年纪。再早熟，也不过是多了些好奇心与想象力，难免天真和蹩脚。我时常跑到海边，望着浅浅的海浪滚向沙滩，或是远近的渔船在海面摇曳。而自己，大概也只会如暴风中的海涛那样恣意，胡思乱想。有许多个那时候，死也不会像诗人海子那样，喊出“面向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诗句。那时候的语境是敬祝太阳，万寿无疆。即便提到大海，也依旧是舵手的染指、领袖的威风。一个小屁民，能闻出海的咸味，能看出水的力量，再能琢磨出一点渔民们应该可以随便捕捞、自在生活的道理，那就是上苍的眷顾了！为此，我很少联想过自由。虽然每天都要面对语录满满的课堂，面对赶鸭子上架的家长，也面对说不出一句人话的大海。至于感受像普希金那样《致大海》的情怀，还是以后才获得的，我的生活氛围也不足以催生那样磅礴的精神气势。其实，我感觉委屈了自己的是：那时候，父母在外忙于工作和运动，老师也勤于运动和填鸭。一个13岁的少年，不会独立地料理精神的平衡。

海天异同三沙湾

乡土或地域是因人而获得意义。有人关注，它就可以走出平凡，得到一种改写或成为新的存在。许多时候，只要深入一个陌生环境，我都会第一时间想起“他们”：那种作为人的存在，亲手变动了我们眼前的一切。在三中的操场边也有一堵白墙，上面印刷着豪言壮语，祖国与家乡互为衬托却不着边际，用劲抒情也颇感苍白，让人触摸不到教学的性格和育人的风骨。并且，设计者还把当年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也体现了一下，那是对民国三沙在内的三大港口的曾经构想。孙先生是个革命的先生，他选择苏俄的暴力夺权路径，也使这个国家与革命不时荒腔走板。具体到东海这一角海域，孰轻孰重也捋不好必然的逻辑。缘于“国父”，而被刻下了一道印痕。这边的“古镇”依旧是个深水大码头，还可以开发，潜力巨大。

被计划的成年人

我们登上了“花竹”。这是三沙的东边海角，一个可以时刻监测、识别、拦截空间信息的战略制高点。我明白，对象应该是台湾岛。枕戈待旦？但架着的圆形雷达，只是行人眼里的一道景物，也希望永远仅限如此。这花竹山不高，却秀气隽永；树不茂，竟氧气扑鼻。几条小路，分别串入海滩或穿向山崖。途中遭遇了男男女女，个个笑脸相迎。也许喜欢拥抱自然的人，生命的欲望往往经过清理而变得柔软、可亲。这里曾经很封闭，近年通了水泥路，小车也能登顶。外来观光客在此留宿，除享受格外惬意的陌生海景，还美美地获得一轮日出的意外照顾！俯瞰一整片大海汪洋，还能隐约延伸，望见远处星星点点的大小岛屿。只是，一尊伫立山峰的高大观音。侧面看去，似乎多出对一方人世间悲悯的透视。前来朝拜的信众寥寥，海风阵阵吹拂。或许，那些刻骨的虔诚总被撩倒在半路；而信仰，也显得一些些寂寞？

下了山，一眨眼就到三沙街。同学指给我说“这是省渔业公司”，现在被一对兄弟给分包切割，成私企了。哇啊，都成这样啦？我不得不感惊讶！记忆中，它曾是一艘身板巨大的“泰坦尼克号”，大型省管国企。一个小社会，封闭循环、自给自足。它也完全不把乡镇与县城放在眼里。所以那时候，从这里走出来的人感觉个个都姓“赵”。自然，镇上也有若干“地头蛇”欲挑战“赵太爷”们，结果屡屡败北。省公司这艘大船，往往能承载并决定他们以及亲戚邻里的生存命运，即便人家认个临时工，也能让你混上一日三餐管饱的口粮！而在我后来的回味中却可怕地发现：那每天发往省城的一车车冷冻水产品，正标志着某种权力的漫无边际。但这也是脆弱的，潜伏着不可逆转的体制危机。当遭遇开放，经济回归到自由航道，一阵滔天巨浪，陈旧的巨轮顷刻间覆没，带着昔日荣光一同沉入海底。

记忆中存贮的全是发黄的碎片情境，要想拼接起来已全然不能。这个小镇，是在无任何准备之下闯进我的生命历程中。短短几年，某些生活的完整性给割裂、损伤、丢失了。那种追随父母东迁西移的动荡，给一个少年带来不安与恐惧的触动。比如刚在车窗外一晃而过的邮电所旧址，至今还刻着某个夜晚褪不去的惊悚：镇上那些修鞋、打铁、织布等各式流氓无产者组成了“革命造反派”，他们手持红缨枪、木棍、铁器等常见的武斗器械，正冲击着父亲所在的邮电所。外面火把熊熊、红旗招展、杀声震天，一位从城里逃亡、满头白发，被父亲同情的右派神情慌张，躲进屋里不知所措。最后，他在情急之下从三层高的顶楼跳将下去，伤死未卜。父亲抱着我，不让出声。一群最没文化的人们，最带劲地参与了一场基层社会对文化的革命！今日想来，如此地不堪场面，真有点起底北京的感觉。

如果说还有什么可同个人的日子挂起钩来，那么，就是从前这里的百货公司。如今它被小商贩分割包间，并淹没在如潮似涌的一爿爿店群中。它曾是这个渔镇上最琳琅满目的所在、惟一说得上规模齐全的购物中心。在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时代，它也象征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特色权力。母亲在此只负责站柜台、出售各种日用商品，而与生产资料和糖烟酒等紧俏物资的分配权无涉。但是，带着荒唐理论指导的斗争在这并未被缓行。我目睹了一次次将“反动派”挂牌批斗的场景，革命群众的专政铁拳起落得抑扬顿挫。几个被殴的受伤者爬向厕所、直扑尿缸一阵狂喝，可怜那位瘦骨如柴的“老马伯伯”！将一群老实人硬扯成“牛鬼蛇神”，一种无中生有的阶级对立，制造了人间仇恨、伤害了人道常伦，也毁灭了人类彼此间必要而基本的生存信任。

重提旧事，自然也有属于孩童的乐趣。比如，我能每天品尝食堂炊事员财弟的天才厨艺，他手擀的面条，焖烧的糯米饭，烹饪的马鲛鱼无一不美味可口。还有，在营业厅的柜台缝隙间，不时可以拨出几分掉落的硬币来，或自己买了零食，或转手给乞丐。最惬意的还是母亲同事的大孩子，将我带入他父亲看管的仓库。像蜜枣、橄榄、山楂生姜片、冬瓜条、咸蚕豆，白糖、红糖、冰糖、奶糖、花生糖等等，甜蜜蜜应有尽有！这可是整个公社数万人的副食品仓储，一分摊一定少得可伶。而我却关顾了它一个多月，神仙享受，直到与那个始作俑者的关系因分赃而闹翻。当然，我所以能一时无节制地嘴上快活，正是钻了社会初级的管理漏洞。一只小蛀虫，也能明了掩人耳目与不劳而获的好处。

坦白说，小时候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吃货。除了鱼虾蟹贝这些三餐海产品，就是五花八门的零食。父亲为鼓励我睡好觉、读好书，时常会给我两分到五分的零花钱硬币（那年头30元人民币能养活一家数口人），这让我吃遍了三沙街上的小食品。今天，同学们也让我走进一家小店铺，吃经典的“闽南糊”。并且还满足了我的食品回忆——“咸饼夹蛎饼”，现在也叫“三沙汉堡”。真好吃！这属于历史的味道。看来，地方的饮食文化不易改，但对生活方式却不由自主地接受了变化。这条惟一的、过去跑着冒烟的手扶拖拉机的窄窄街道，正频繁交汇着各色小轿车。人们手里玩的是淘汰了座机的现代手机，兴许那沸沸扬扬、喧嚣全球的5G产品，也会很快登陆此地。不过，没什么可以改变三沙人的海洋胃口！一条街道，贯穿头尾；小店杂铺，营生照旧；炉火上蒸发出的浓烈滋味，是坚定而霸道的！总之，渔乡没有太大的变迁，而其飘荡在三沙空气中的无形神韵，似乎亘古不变，延绵不绝。

这家百货也叫“供销社”，当初非常“吃香”。它有许多各种日常必需的消费品，但外面却几乎没有。它掌握着紧缺生活资料的流通，常常是凭票供应。有能耐的，便找关系、批条子、开后门解决短缺商品。这次回乡有同学非常巧合地告诉说：我小时待过的供销社，正是她家祖辈的私产被“公私合营”的结果，而那些前后左右的房屋，也都是他们家祖辈积累的。当然，这是一个时期的政治风潮，许多所谓“合营”最终都成了“国营”。这种模式，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发生在1955年的上海城，大小资本家们不仅为此跳脚，并且还跳楼。全国一盘棋，自然也落不下三沙这个偏远小渔镇。40多年后，我不再看到放养在大街上的猪跑，那样实在很脏很不卫生。但令人忧虑的是，今天的猪肉也的确涨价了。而那个关于“供销社”或“公私合营”重起炉灶的消息和舆论，也已日益增多。当听到上面也的确有人在招呼“准备过苦日子”时，似乎这个历史相似的逻辑还是存在的。那么它们，果真会从我的记忆中死灰复燃成为现实吗？

海天异同三沙湾

见证岁月的哑巴

不见往日“人民公社”旧址。行政名称改“政府”后，我曾在本县一中校长陪同下进过这里的镇党委。也巧，表妹居然在此当“一把手”。当年她到省城党校学习时我就颇为惊讶：怎么好好护士长不当、小说不写却从政了？她笑而不答。原本一副美丽又内秀的，我也实在不喜欢女性进官场走仕途。限于历史文化与现实制度，官员们严重欠缺一个正常现代的社会背景支持，而普遍的政治生态同极权主义并未根本割席。所以，个人的公共理念与脆弱道德，面对整体复杂的利益裹携运行，发生纠结和闪失的风险就会无处不在。在这个乡下，更没力量提供一种温文尔雅、持续熏陶人性向善的文明社区氛围。推推搡搡，你就随即可能进入盲区误点，与畸形或黑暗和谐。何况，法治的缺位也增加了另一道败坏的危险！表妹最终半途而废。像一个动物园里的猛兽饲养员，一不小心被老虎咬了一口。没死，却伤着了。

文革内乱，派别林立，是非混淆，直到武力收拾了权力。从前我认识这个公社的一位革命委员会主任，在清查“四人帮”余孽中，被归为参与打、砸、抢的所谓“三种人”。据称他是按名额凑了数的，感觉也很冤。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后来靠卖盆景花草贴补生活、处境艰难而不堪诉说。历史容易捉弄所有爱好权力的人。那时被高举的“三面红旗”之一，“人民公社”也是藏污纳垢。它曾作为一级政权的中心，可谓“文革”彰显暴力的象征。还依稀记得，某年我参加这里多场的“三级扩干会”。数百号人，其中不少是原本知识欠、性格弱也不谙政治的农渔民。但一次宣讲，一番言之凿凿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总动员，感觉这些大小乡村干部们个个都打足了鸡血。结果是，海风鼓着人疯。这些集中吃了几顿革命饭、在公权力面前的羊，一转身，便成了直逼改造对象们的一群狼！

镇上的人们万万被想到，一年之后又是一片天地反转，那被横刀豪斩的所谓“资本主义”，由消失的尾巴又长回硕大的躯体。被允许自由种植的农民，被批准自主经商的居民，被确定开放的口岸地域上的全体人民，开始重新安排自己的生存方式。能折腾的折腾了，能富贵的富贵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公权走私与人文腐败，也是“混合型”特殊经济的一种构成。像中国所有的地方乡镇一样，“三沙公社”也消失了，而那些有治权身份的人物也大大缩水。只是，渐渐地，替代行政的“政府”，在缺少强大法治的约束下，又不时长出“利维坦”的面孔。土地的分配、农田的征用，房产的开发、民生的统筹等等，大多由政策而非制度来决定。权力的独断运作依然有巨大的空间。这使“人民”成了客观的附属，丧失现代公民的地位。他们也估算不出哪些属于“改革红利”，并且依然对公权力有所忌惮。但就这一点看，这里似乎还算不上什么灾区。

一座旧影院，关门十几年都成危房了。一位租摊子做台球营生的妇人，对来人聊了几句。打开平时紧锁的观影大厅，一袭凉黑。借助门窗间缝的微弱光线，一排排座位若隐若现，加之几个人的低腔回音，亦如一节恐怖镜头。人头攒动、气氛热闹已成过去，人去楼空、死寂无比，象征一个时代的急速退场。1976年深秋，没去上山下乡而留城做着工厂临时工的我，突然被抽调去当了一名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就是驻扎这里一整年扫荡“资本主义”的乡村残余。这其实是一场足够让“社会主义”走向邪路的教育运动！上面似乎理论配套，底层却是一头雾水。对各种主义，其实谁都一知半解，也只能囫囵吞枣。身为政策执行者，我们享有巨大的特权。对这个镇上所有农民都可以审查管理，直接干预其生产资料和生存方式。比如：剥夺自留地与强迫计划生育。而我这个非党人士，竟然还负责对农业大队全体党员的合格鉴定。还有，那些半农半渔、不时沿街摆点水产品挣钱的社员们，一看到我们出现，就会大声疾呼“工作队来了！”然后一哄而散、四处逃离。那种感觉，犹如盖世太保闯入了犹太区。

工作队任务多，会议也是接踵而至。农民们随时等待着集中，接受宣传或训话，可以感觉那种颤巍巍的反应，不知又会发生什么可怕之事。隐瞒一块自留地或未处置私家农作物，都可能严惩不贷。至于“家庭出生成份”不好，与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相粘连的人们，就更是提心吊胆了——经历大小运动的折腾，已让他们感到自己是刀俎间的鱼肉，随时可剁。记得第一次进驻开大会，突然发现有个人正极力躲避我，神情完全处于恐惧状态。原来，他小时候曾将我打得鼻血奔流，担心被认出会遭到最严厉的报复！不想被误会，也不愿让他陷入畏惧不安的境地，一散会我便喊住了他。也许是一次绝望的回头，但他却遇见了一副充满友善的微笑，一脸紧张肉顿时松弛。一番问候，更使这位乳名叫“石头仔”的小学同学，脸上渐渐堆起了笑容。据说他家是富农，可我对什么鸟成份并不在乎。后来我偶尔回想起此事也很为自己庆幸：具备正常的人性，没那“狼奶”喂养的后遗症。骨子里就拒绝所有血腥的东西。直到今天，也依然指望一切能以理性和平的方式，使矛盾化解，人类和睦。

今生往事，觉得这天下甚是荒唐。其实那时候，自己已是一个某种程度的“转变者”。白天，不是煞有介事地清查旧账、发动交代，就是站在地头田间毁菜刨瓜、人模狗样地督战指挥。可一到夜里或周天休息，我却是日记悄然，表达着怀疑、不满和疼痛：为什么农民们不能拥有土地，不能自由种植，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呢？偶尔，泪滴也会模糊纸上的一片字迹。这个运动对我个体的最大好处，在于催生了一种社会意识的早熟。对某种政策与制度不公的怀疑，也预示着被生活启蒙的开始——那年我高中刚毕业，也正值中国“十年文革”最后的一年。这场浩劫与灾难，迫使整个民族文化的性格更加扭曲，也使一种病态的社会心理至今积重难返。对此，无数人扼腕叹息、义愤填膺而痛定思痛。但也有人故作镇定、不以为然，或干脆认为是必要的探索！以何种态度对待怪胎“文革”，却着实考验着中国历史学家们乃至每一个国人的良知。

再说这影院。每日进出，便认识了这里所有的人。人们对工作队一直感到神秘莫测，故而也给予特殊礼遇。至今我还记得院长、放映员、售票员及验票员的面貌。他们是兢兢业业的劳动者，欲望简单，特善良。那时期，观众入场的秩序很乱，每次都像抵挡洪水猛兽那般，使得把门验票扯副券的哇哇猛叫。影院雇用三个哑巴当这差事，大概是受到牛的启示？照顾残疾人如此就业也着实罕见！那妇人说：倒闭了，只剩一人看，是个80多岁的哑巴。她指着远处一个腰背弯弓的老人。敲钟人——我当即联想起维克多・雨果笔下巴黎圣母院的葛西莫多！眼前破败的影院，与塞纳河畔富丽堂皇的教堂自然毫无可比性。但它百来级的台阶、独一无二的建筑，曾持久不衰的娱乐焦点与会议兴奋，也寄托过本镇几万人的精神生活，见证了一段风雨如磐的人间岁月。

下了台阶，正当我坐进小车准备离开时，车窗外面竟然站立着一位老人。正是他，刚从远处背对我们的哑巴！还依稀记得，他那张中年时消瘦却无比亢奋的面孔，以及那副力大无比、声如洪钟的守门人形象。可眼前，花白的头发、失色的面容与憔悴的神情；满脸皱纹像汹涌的波涛，昔日那核桃般饱满的眼珠也收缩变形、发黄暗淡了。他也一定认出我了，当年进出影院从不掏票的小伙子——领导用大拇指对他比划、示意过我！此刻，老人迟疑着，谨慎探着脑袋，努力向车里投入失聪人才有的笑态，却像以往那样难置一词！当小车引擎起动，我意识到什么，便赶紧伸出手臂去触碰他一下——这是在平息内心突涌的波澜？对彼此，其实都是陌生人。四十多年的记忆是一层纸糊的虚设，谁也并不了解对方的一切喜怒哀乐，不过是天涯路人罢了。我能够想象他，大致的人生是悲剧的。而他呢？大概感觉我也一样不可捉摸，听不进他的任何呼唤！一位女诗人提醒我：他绝不缺少对人类道德是非的简单判断。对我的举动完全属于一种倾向性。的确，或许他的最大痛苦，在于无法对这个世界做出正常的表达。而那种日常又持久的无助与伤感，对于一个哑巴来说，也许习惯得就像一日三餐。

海天异同三沙湾

海风不停东南吹

西澳，见到它时我才唤起脑里的一组画面。辽阔的沙滩，一个破烂的工厂，最重要的有我非亲带故的阿婆的家。大概是因受到异样的疼爱，我干脆就把阿婆当成是当时京剧《红灯记》中的“李奶奶”。他们一家也是三口，一个孙女叫“美莲”，一家人真是善良得一塌糊涂！那位当过船工的老阿公，整天坐在一张木板凳上，没完没了地吸着旱烟；他的印堂黑红发亮，目光炯炯，若有所思，感觉都在回忆自己的海上漂泊。或许，他也有过类似海明威笔下与鲨鱼搏斗的圣迪亚哥老人的经历？不，也许更惊险，当他返回岸上，将面对另外一场场连自己都不知名的社会风暴。只要见到我，他一定荡出笑容，重复极简的家常问话。这个家，每隔一星期，母亲就会让我抱着换洗的衣服送达。虽也交付报酬，但实际上我在她家又吃又拿，早已形不成对等的价值交换。可喜在于，俩位近乎文盲的老人加一个孙女，却以他们超凡脱俗的爱心，成全了两家人的亲密无间。这使我少年的心灵间，也投射了一缕人性结实的光芒。若失去了情商，单靠智商又将如何支撑起正常的人类？后来的梦乡里，也偶有“西澳婆婆”的身影。

老人们早就辞世，美莲姐姐也不知身在何处，西澳已是面目全非。但今日，星未移斗未转，只在缺乏面积的海岸边，硬是被人利用空间设计出了一片建筑来，形成至上而下、错落有致的艺术民宿。一个所谓“网红民宿”的“拾间海”，倒是有点小创意。他们说可以一边品尝海味，一边瞭望海面，然后还一边传播名声。而由政府投资的一条“三沙光影栈道”也是够用心的打造，其“光影”就是风光摄影。眼下，整个霞浦海岸线都渐成世界的摄影基地了。从局部的滩涂，扩展到对海边沙滩礁石岛屿等的风景捕捉，而三沙自然也乐在其中，优势不减。可我却担心：如此几处，提供匆忙来去的所谓文化休闲，能给三沙留下什么？如果文明不立足于对本土生存的悉心照料，不注重质地光鲜而由里向外地考究完整，只是为了应对他人，脸庞上晃荡一两粒耳坠或涂抹点脂粉，自当迅速审美疲劳、芳颜褪尽。能想起的，不过是一阵似曾相识、单薄的海景海风。而对这里的人们，能留下几多的造福生存与引导尊严？

这半天，几乎走完了一个旧体新装的三沙。我并非一个特别恋旧的人。即便对自己的故乡，也是情感节制，若即若离。作为生活的记录者，这是我第一次谈论了这个留有40多年记忆的小镇。诚然，人是最重要的感受对象，可面对作为个体的存在，我确实找不出几个不同凡响的面孔。这缘于我的见识局限以及所处的那个时代。即便是被推崇的英雄，也可能是套用模式、缺少风骨血性的人物。直到今天，我们的社会何以为美、何以为人也还是模糊不清的，包括那些看似壮观的宏大叙事。也许缺乏纵横时空的文明消化，或是为唯我独尊的文化掣肘，人们已不知该做一种怎样的维护与选择。山道怎么走，海路怎么行，我们就会不时发生些意外的错乱，无端地衍生出非水非土的异类歧途。而常识，诸如注重承诺、诚信遵规，良善为怀、将心比心等等，也未必就会被完全认同与坚守。

三沙，从小渔村到大渔镇，经过了各种纷至沓来的时代变幻，她拥有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曲折与丰富。她的沉默或喧嚣，一定有自己的节奏与韵律，尽管也是大一统下的小区块。然而，这里有着与海洋一样生动的人群，有比海豚更活跃的生命。他们世世代代的呼吸、生存与延续，艰难而又倔强，平凡而又壮丽。当然，对于她整个漫长复杂的脉络，我这个外人未必全然知晓。从前，我只是个有心无心的匆匆过客，也说不上对她有多少刻苦的怀念与关心。但毕竟，她是故土延展的一片烙印，正被这个时代的大小浪潮覆盖或打湿，体验着惟有自己才明了的社会深浅与冷暖。不论是称为乡亲还是同胞，这里的人们都可令我的血液为之沸腾。这一趟，虽说行走如此短暂，我却突然发现：假如你心智健全，不管是渔村农乡，还是城镇都市，都会牵扯一层彼此悲悯、同舟共济的人类情感；也不管身置何处，都难辞一种对国族兴盛、万家安宁的深切寄望；任何一道刀光剑影，都会对历史剐下伤口。我也不希望自己的文字，被看成一把源自海里的盐，故意地撒在陆地的创伤之上。

2019.11.24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