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父亲患癌,是在12月6号上午9点。
12月5号晚上,我刚刚从外地赶回父母身边。第二天一早,几位医生照常来查房,在每一床位停留至少几分钟,详细询问病人感觉,耐心解释病情变化,轮到父亲这床,偏偏只有简短一句:“病人家属,等下我过来叫你去办公室,告诉你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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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号,周日晚,我像往常一样和家里发视频,父亲、母亲、小姨都在,聊的也都是差不多的家常。快要结束的时候,母亲告诉我父亲身体不舒服,吃一点点东西就觉得肚子胀,他们去县医院检查了,开了药,为了方便,回到镇上医院打吊针。父亲向母亲投去责怪的眼神,埋怨她不该告诉我,怕我担心,反复强调只是一点儿小问题,镇上医院就能解决。我笑了笑,嘱托父亲遵医嘱正常治疗就行,还趁机劝他少抽烟、多锻炼,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当时,在场的四个人,包括我,包括父亲本人,都没把这个小插曲太当回事,轻松的结束了视频,我继续新的一周工作,他们继续过“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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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号,周四晚,我正上着夜班,在上海的姑姑少有的给我打来电话,我才知道镇上医不好父亲的病,他转去县医院几天了,一直没告诉我。姑姑说父亲心态不好,不希望别人看到他生病的模样,住在县城的堂姐特地去看望他,反而被他说了一通——父亲的坏脾气在亲戚圈里是出了名的。姑姑希望我好好安抚、宽慰父亲,她在上海一家医院干了9年,不是医生,但是听得多见得多,也算半个医师了,父亲现在的情况不算大问题,可是完全恢复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急不得。
周五一早,我给母亲打了电话,证实父亲住院这件事。父亲做了检查,转氨酶偏高,胆红素偏高导致黄疸,还有轻度胃溃疡,诊断为消化系统紊乱,需要养胃护肝。我并不担心,类似的病好几个亲戚都得过,像父亲这般年纪的人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算稀奇,安安心心在医院打吊针,少则几天,多则十来天,没有不痊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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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像脱了缰的野马,一转眼,父亲已经在县医院住了十多天,病情并无好转,父亲的情绪越来越差,而医生却说这是正常现象,再住几天“应该”能好。11月30号,周六,新一轮CT检查结果显示,父亲胆管有扩张,疑似阻塞,偏偏周末大部分医生没上班,留下值班的医生水平有限,不能确诊。察觉到情况不对劲,我们不敢坐以待毙,找关系,将CT报告发给大医院的医生,人家迅速给出意见——马上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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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号,周一,按照省城医生朋友的指示,父亲挂上了某位专家的号,住进了省肿瘤医院。万幸,提前一个晚上到了省城,避开了第二天上午大雾封路,而住院部非常紧张的床位这时正好空出一张——要知道这儿很多病友都是拿着号在外面等上几天才有的床位。一切进行得如此顺利,似乎暗示着父亲此行结局一定圆满,尤其是专家对父亲说的那句“这个病,你来找我看就找对人了”,更是给我们所有人吃了定心丸。
接下来的几天,是母亲最忙碌的时候,忙着陪父亲做各种检查,忙着接各路亲朋好友的电话,忙着向很多不懂情况,被“肿瘤”医院吓到的人解释原因,好在有表哥一路护送,有舅舅远程关照,有各路亲朋好友提供援助。父母都不让我请假,怕影响我工作,说目前场面可控,无需过多担心。我最终决定不请假,调个班,周四晚上去到父母那里,周五至周日正常休假时间陪护他们,后续是否需要请假待定。
12月5号晚,父亲生病二十多天以后,我总算来到他身边。凛冽夜风中,“省肿瘤医院”几个鲜红的LED大字格外刺眼,仿佛透着一丝血腥,但我并不觉得恐怖,父亲只不过冲着这个专家来的,不是肿瘤。直到此时,我仍旧揣着一颗平常心,给父亲鼓励,给母亲信心。
谁曾想到,仅仅过了一个晚上,这颗“平常心”便再也无法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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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症状是梗阻性黄疸,检查发现胰管、肝内外胆管均有扩张,胰头区异常信号灶,肝门区淋巴结肿大,结合临床,我们诊断为胰腺癌……”。
我怔住了!毫无征兆的巨大变故就这样突然降临,好比你去处理交通违章,想着扣点分交了罚款就可以走人,警局却把你扣押,翻出你从不知道的犯罪案底,要判你死刑。然而医生并没有给时间我们发愣,继续说道:
“我们会诊的结果,第一选择是手术,切除胆囊、十二指肠、一部分胰脏和胃,然后重新缝合肠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手术,无论手术本身还是术后恢复都存在较高风险,费用也比较高。当然,你们可以选择化疗或者放疗,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根据以往的经验,胰腺癌对化疗放疗非常不敏感,治疗效果较差。你们也可以选择再多做一些检查,比如活检、PET-CT,确认是否为恶性肿瘤,而我要提醒你们,胰脏位置很深,活检取样难度大,准确取中目标部位的几率不高,取到坏的,可以断定为恶性;取到好的,不能断定就是良性,如果是恶性,取样还有让其扩散的风险。PET-CT比传统CT效果更好,准确率更高,但也只是更高,不能做到100%准确,而且PET-CT预约和等结果的时间都较长,如果做,手术就要再推迟一周。你们商量一下选哪个方案,尽快告诉我。”
来不及悲伤,我快速回顾理清医生说的内容,和母亲商量对策。医生看似给了我们很多选择,剥去那些不大的可能,只有手术一条路,既然来了这里,只能相信医院,相信医生的判断。于是我们很快达成一致,和在国外的舅舅联系,征求他的意见,舅舅永远是那么冷静从容,几句话就明白了所有情况,赞成我们的决定,叮嘱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并且立即订了机票回国,我随即向单位请了一周假。决定父亲命运的手术就这样定了下来,12月10号,周二,10号床第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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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父亲解释了病情,并且按照医生介绍时那样画了示意图——当然,我绝口不提“癌”,只说是病变,切除以后就没事了。父亲本来就敏感多疑,如今住在肿瘤医院,医生又迟迟不肯向他透漏半句,难免又惊又怕,不能随便一两句糊弄了事。知道病情以后,父亲变得坦然了,而我们也表现得像往常一样,打吊针,吃饭,散步,闲谈,静静等待手术。只是每次父亲看到走廊上宣传癌症的知识栏,或者抗癌新药招募志愿者的公告,总要驻足凝视一会儿,这时候对我就是重大考验,既不能把他拉走,又不能劝他心宽,我就静静站在一旁,说几句我所知道的相关知识点,插科打诨,只希望他不要把“癌”和自己联系到一块儿。
父亲要做手术的消息很快便在亲戚圈里传开了,陆续有人过来探望,不能来的也纷纷打电话问候,每当这个时候,父亲总是表现得非常大度乐观,和来的人轻松交谈,时不时开几句玩笑,没有压抑伤感的气氛。来的人大多也不了解详情,笑着给父亲加油鼓劲,等候父亲痊愈出院。
这段时间,我一有机会就偷偷上网查资料,搜索关于胰腺癌的一切,蹦出的字眼让人窒息,黄菊、乔布斯、帕瓦罗蒂,政商演艺界大名人的病例似乎印证着“癌症之王”无坚不摧,再多钱、再顶级的医疗水平也难以取胜。知道这些以后,我强迫自己坦然,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找了最好的专家,能做的做到了极限,珍惜当下,剩余的让上帝来安排,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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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号,手术日终于来临。我和母亲5点多起床准备,6点刚过,父亲的3个亲兄弟就过来了,紧接着舅舅、姨夫姨妈和表哥也过来了,我们组成了强大的亲友团,给父亲最坚定的精神支持。父亲没有多说什么,由于这些天都没吃啥东西,浑身无力,又插了胃管,显得非常难受,一有机会就闭眼打盹。时钟仿佛被胶水黏住了,每一秒都走得特别缓慢,说好7点钟,7点半还不见有动静,我们安静守在床边,连呼吸都不敢大声,像是等待宣判。7点50分,终于有人过来,引导父亲走去手术室,只允许我一个人陪同,乘专用电梯到达4楼手术室门口后,我也被挡在了黄线以外。父亲捧着引流袋,慢慢往里面走去,我撇了一眼,看到十几张手术台,满满都是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浓烈的消毒水味扑面而来。接着,我被带到另一层门外面的家属等候区,其他亲戚也都在这里,堂哥和堂姐过来了,姑姑也买好了机票晚上到,舅舅早已安排好了一切,来的所有亲戚吃、住都有表哥领着,我和母亲专心陪父亲,随时听候医院差遣。我们所有人接下来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
这种级别的医院,从来不缺手术,电子屏幕显示这天安排了84台手术,每一栏标识着床号、病人姓名、手术状态,父亲进去后不久,他的状态就跳转成了“手术中”。周围熙熙攘攘,医院安排的几十张凳子根本不够坐,有人站着,有人蹲着,有人倚在墙边,有人哭,有人喊,有人絮叨,宛如人间炼狱。母亲终于忍不住了,抱头痛哭,宣泄这么多天以来在父亲面前强忍的情绪。我深吸好几口气,遏制住眼泪,紧挨着母亲,心里为父亲祈祷。就在昨天晚上,医生告诉我一个坏消息:肿瘤已经侵犯了门静脉,非常棘手,术中可能要做血管置换,如果做,手术难度和风险将进一步加大。
上午10点,我被通知自行向医院指定的医药公司购买人造血管,因为医院没货。买好血管半小时后,主刀医生通知家属过去谈话,告诉我们必须做血管置换,否则手术只能中止,同意做的话就重新签字。我颤颤巍巍签了字,没有把血管置换的风险告诉母亲。下午1点20分,手术室再次通知我过去,告诉我器官已经切除,血管也已换好,剩下就是肠道重新缝合,换句话说,整台手术最危险、最关键的时刻,父亲挺过来了!
手术室门外,每一秒都是漫长煎熬,亲人轮番和母亲说说话,宽慰她,而我来回踱着步。不时有广播通知家属接病人,然后一撮人欣喜若狂冲向门口,我羡慕他们,竖着耳朵,期待听到那个熟悉的名字。按照医生原先预计,手术要做7个小时,但是由于加了血管置换,时间延长了,长多久不得而知。时针划过下午3点,已经过去了7小时,剩下还要多久?里面是否顺利?没有人回答,只能继续惴惴不安等下去。
随着一台台手术完成,外面等候的人渐渐少了,人多的时候吵吵嚷嚷觉得烦躁,人一少,却徒添了更多的不安。快到6点的时候,终于等来消息:手术顺利,但是病人术后非常虚弱,状态不稳定,要立即转ICU(重症监护室)。数十名医护人员推着父亲出手术室,又迅速消失在旁边ICU的门口,期间短短几秒钟,瞅见父亲双目紧闭,浑身插满管子和电线,靠机器维持着呼吸。10个小时漫长等待,历经生死考验,徘徊危险边缘,谢天谢地!父亲回来了!
不一会儿,ICU里走出一名医生,向我们介绍病人现在情况有多么不乐观,并让家属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这几天,类似的“警告”我已经听了太多遍,签的字也多到数不清,胆子吓大了,医生的话没有影响我沉浸在手术成功的喜悦中,紧绷的神经稍稍松懈——尽管专家早就告诉我,做完手术只是开始,术后恢复更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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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我们被允许进入ICU探视,每次限一人,总共30分钟。我第一个进去,穿戴好防护服,双手消毒后,里面那层门开启,偌大的病房灯火通明,十几张病床均匀分布在四周,被隔成一个个小间,每一床都围着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大大小小的显示屏滴答闪烁,医护人员来回穿梭。走到父亲的床边,他依旧虚弱,插着呼吸机,双目无神,只能通过点头摇头简单交流,麻醉药效还没完全褪去,绝大部分时间都要睡觉,身上管子和电线太多,为了防止他乱动,手脚均被束缚。我只简单说了几句,嘱咐他好生休息,然后去找他的主管医生了解详情。我看到医生前面的电脑屏幕上,父亲那一栏标记的还是“危重”,医生说在大量药物维持下,目前各项生命体征还算可以,做了这么大的手术,本该尽快让伤口血液凝固,减少失血,但是病人体内新换了人造血管,一旦产生血栓,就是无法挽回的可怕后果,因此血液中反而还要加抗凝剂,这样一来,伤口恢复的时间大大延长,由此可能产生的并发症也在虎视眈眈。
探视时间很快结束,来医院这些天,习惯了随时陪伴在父亲身边,如今隔着一堵墙,心里空荡荡,但是一想到父亲住的是ICU,有最顶尖、最全面、最及时的医疗守护,又稍稍放心一点。晚饭时分,口袋里父亲的手机突然响起,是ICU打来的,心里一紧,赶忙接通,原来父亲醒了,吵着一定要见家属,本来这是不允许的,无奈父亲闹得很凶,医护人员按捺不住,只得破例喊我们进去。4位亲属火速出现在父亲床边,他显得很激动,说着迷迷糊糊的话,使劲挪动手脚想挣开束缚,我们一安抚,他又特别听话,马上叫我们都出去,别让医生为难。不一会儿,ICU再次打来电话,父亲又闹了,这一次只要我进去,依旧激动,像个小孩,似乎完全不记得之前我们看他、安抚他的情景,他的神智已经糊涂了!
我开始慌了,向医生求助,在把生死都看得平平常常的医生眼里,父亲的状况根本不足为奇。“可能是麻醉药的反应,也可能是肝功能异常影响中枢神经,还有可能是病人术后过于紧张导致应激反应。”
“那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会不会造成神经永久损伤?”
“持续时长不好说,要看病人的体质,可能只是一段时间,也可能永久。如果真的是肝性脑病,那就相当危险……”
这就是医生的职业习惯,永远有最坏的结果,永远不把话说死,永远摆出各种“可能”,再追问,就抛给你一大堆听不懂的专业术语。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能够理解,但是作为危重病人家属,此时真的很想发火——偏偏丝毫不能表露。父亲依旧糊涂着,幻想有人要迫害他,时而紧张,时而愤怒,看到熟悉的亲人在身边才稍稍放心,他的记忆混乱又短暂,眼睛一闭一睁,刚刚跟他说过的话就会忘掉。我握着他的手,不敢离开半步,一边不断的和他说话,一边给他按按手脚,缓解不适。术后禁食禁水,每当父亲喊口渴,我就只能用棉签沾点儿水,涂在他干裂蜕皮的嘴唇上。肠道不通,气体排不出来,涨得肚子难受,偏偏开了刀,又插了很多引流管,不能按压,我就继续按摩双腿,同时扯一些别的话题,转移他的注意力,勉强减轻一点儿痛苦。
我曾经一度以为,或者单纯想象,ICU除了贵,其它都好,能够给病人提供先进的医疗、舒适的环境、妥善的护理。今晚我才发现,ICU除了设施完善方便随时抢救,让病人生存的概率提高,其它简直是梦魇!锃亮的灯光,此消彼长响个不停的仪器,哀嚎呻吟的病人,忙来忙去的医生护士,说话声、喊叫声、手推车摩擦地面声、氧气钢瓶互相碰撞声、配药时玻璃器皿砸在瓷盘上的清脆声、医用垃圾远远丢进垃圾桶摔出的沉闷声。深更半夜,十几个床位,几十号人,无时不刻在制造噪声,床上躺着的又是插满管子,挪动一下身体都困难的危重病人,想好好睡觉简直是奢望——除非用药。护士很忙,不够分,病人有需求也就不可能随叫随到,更何况都是训练有素、见过大场面、不带个人感情的专业人士,对哀嚎呻吟完全免疫。像我们这样进来,虽然违规,护士倒也乐得清闲,不用花精力去对付一个神智失常、行为过激的重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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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三天,父亲未曾清醒,实在精疲力竭了就眯一会儿,醒来继续激动说胡话,偶尔还会动手打人,我们分了工,轮流值班,保证他的床边24小时有人。在他神智失常的当晚,主治医生开了一剂药,是一种护肝的注射液,肿瘤医院没货,外面药店买不到,医生建议我们家属去别的大医院试一试,挂个传染科的号,争取同情,也许能开一些药给我们带走——显然这样做违规,弄到药的机会很小。舅舅动用了几乎所有关系,我和表哥分头行动,第二天一早搞来了足量的药,立即送进ICU,结果主治医生和ICU沟通出了问题,直到第三天才给父亲用上。
恐惧和绝望悄悄爬上心头,我担心父亲会神经衰弱,担心他永远不能恢复理智,担心他身体和精神严重透支后猝死,而且死得糊里糊涂、痛苦万分。这几天,ICU先后有3位病人没能抢救过来,被送进太平间。我又想起专家说的“术后恢复才是关键”,10个小时的大手术,父亲挨过来了,谁知道那只是预热,真正的考验就横在眼前。父亲,儿子在呼唤你,这么多人紧紧围着你、护着你、盼着你,你一定要挺住啊!
12月14号,早上6点,父亲手术后第四天,我们依旧轮流陪护,母亲起床准备换姑姑出来,结果姑姑打来电话:“通了!你爸的肠道通气了!能够正常排便!能够喝水了!”紧接着又说:“他的神智突然清醒好多了!不说胡话,心态也好了!看来之前是憋坏的。”
都说黎明前的夜色最黑暗,此时此刻,没有人比我更能理解这句话,更能享受被这道曙光照耀全身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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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情节,就像一部高潮已过的电影,开始向着美满结局演变。在ICU住了5天6晚后,父亲转回了普通病房,身体各项指标一天天朝着医生期望的方向你追我赶,尽管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活检结果至今未出,血管置换的弊端无情拖累着康复,但是我们都相信,在和病魔的激烈缠斗中,父亲已经占据了主动,将命运紧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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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可怕,而且离我们并不远。在中国,每天有超过一万人被确诊患癌,而每一位癌症患者背后都是一群受苦受难的亲属,一个伤痕累累乃至支离破碎的家庭。新闻时不时报道某某患者凄惨的状况,朋友圈经常可以看到水滴筹轻松筹,各大医院的门口、马路边,永远有跪在地上绝望求助的患者家人。父亲是幸运的,有条件接受专家治疗,有机会赶在扩散之前做手术,有一大群亲人做坚强后盾,有这么多关心他、爱护他、帮助他的朋友,最重要的是,有命运垂青,冥冥中让他挺过一道道难关,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结果如何,已然无憾,唯有心怀感恩,把每一天都过好,不负所有人,不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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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ICU的时候,他的床对面是一根方形柱子,上面有一幅画——巧就巧在,偌大的ICU病房,19个床位,只有这一幅画——就在他抬眼可以望见的地方。画的是一扇打开的窗,窗外春光明媚,有湖泊、远山、云朵、绿树、青草,画面的尽头,是喷薄而出的朝阳,给人以无限希望。每当我为父亲担心,心头涌现悲观情绪的时候,就望一望这幅画。的确,人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处境多么恶劣,一定不能丧失希望,当你深陷绝境无法动弹,希望,是最后一个可以救你出来的对象。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关心帮助父亲的亲人、朋友、医护人员,谢谢!感恩!
父亲患癌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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