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这次疫情可以说是武汉初发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不仅是疫情本身，就连偶发事件引起的争议也是最深刻广泛的一次。而其最引人思考的是“卫生巾事件”。
关于事件本身这里不描术了。媒体（主要是自媒）上基本分为两个阵营：一是反对当事女性索要卫生巾的，简称A派，二是支持当事女性索要卫生巾的，简称B派。纵观媒讨论人群，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A与B不以性别为特征，不以年龄为特征、不以城乡为特征。这一些让人出乎意外又有点欣赏。因为在这一事件上体现出了理性讨论的特点，没有盲目朋党跟风。
二、A与B在讨论中均能从个体与大局进行比较，均能从防疫与常态生活那个更贴合人性去讨论，而不是互相互击。
以上两点很重要也很理性，也成为分岐的基点，也才是真正引发人思考的价值所在。看不同点：
首先，从大局与个人角度，A派以为，抗疫是大局，社会的整体利益大于个体需求，个体不应过分要求特殊需求，且个体应自行解决特殊需求。B派以为，特别情况下，大局重要但不应忽视个体特殊需求，应予以尽量解决，而不应以大局为借口。
其次，从重要程度来看。A派认为，防疫十万火急，志愿者无法满足防疫以外每个人的需求，防疫是第一。B派认为，防疫也是为了健康，而女性生理期不仅关乎身体健康也关乎心理健康更关乎人格尊严。
第三，从处理方式看，A派以为当事人可以第防疫工作稍微稳定了，再与工作人员沟通，而不应大呼小叫乱打几个部门忙碌电话，还嫌不耐心。B派认为工作人员忽视个人需要是当事人迫于无奈的表现。
本人对双方的讨论不评判。因为一评判又引起争论。我从“稀泥抹光墙，息事宁人”的观点出发，做个合事老儿。
绕开“卫生巾”，我想讨论一下人活着究竟是利已还是利他。我一直认为人是利他的，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利他多一些。
先说工作。工作的利他性很明显。无论你从事任何工作，一定是在为他人做事，是有利于他人，而从他人的获得服务，你才获得利益。
再说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都与他人有关。你做饭、家务、教育孩子、赡养老人，这一切的行为对象是他人。
再说社会活动。离开他人，社会活动没必要了。你唱歌，没人听，总不能一直自已唱。（不抬扛）
也许有人说，这一切也可以说是从利已出发。我认为，如果从利已出发，在上述实践中，每个人以自已为中心，以自已利益为半经不断收缩，最后没有交集，利他性没有了，也就失去了利已的一面。而如果以利他为主，每个人会扩大服务半经，人与人就有了更多交集，也保证了利己的合理性。
如果坚持了从利他性出发，“卫生巾事件”就不会出现，或不会以这种让人难堪的形式出现，即便出现了，也不会如此对立的争论。
疫情让女性平时羞于讨论的私密话题热到这种程度，除了自媒体赚流量蹭热度外，总的来看是好事。社会管理应该把大局与个体精当的安排好，这是文明社会的特征。
讨论可以继续，疫情尽快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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