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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作家，远藤周作无疑是个特别的人，他跟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们有些一样，又不太一样。日本人的作品里，似乎总带着一种悲观，例如我们熟知的“物哀”。源于他们时常地震，动荡不安的生存环境，好像经历苦难确是理所当然的。
远藤周作也写苦难，但是他的苦难是关于信仰的，信仰又往往象征着希望，仿佛在黑暗中透进来的一道光，眼睁睁看着被掐灭了。
梁文道在一次对话访谈中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读书是一种自讨苦吃，读书体会到的更多的是痛苦，孤独，迷茫，如果不读书，反而会活得很快乐。
这段对话，大概就很好诠释了远藤周作的文字。
远藤周作在国内的名气并不大，幼年他是个天主教徒，这对他后来的创作影响深远，而我们并不是个有普遍宗教信仰的国家，这也对作品的传播造成了阻碍。
也是在某个机缘巧合下，我买了他的两本书。那时看了一个新闻，马丁斯科塞斯要改编他写的《沉默》，这曾是我喜欢的一个导演，于是成了契机。然后查《沉默》的时候，又发现同名作者的又一本书，名字叫《武士》。我看过几本武侠小说，也看过吉川英治的《宫本武藏》，司马辽太郎的书也读过几本，所以看到《武士》这个名字的时候，下意识觉得这要么是宫本武藏那样的男人之间血脉贲张的决斗，要么就是织田信长一样的运筹帷幄的战争。然而当我看了《沉默》之后，彻底沉默了。
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沉默》与《武士》这两本书在题材上是一样的。都在讲日本战国时期，欧洲的传教士到日本传教的故事，以及小人物身处于巨大的历史洪流中，面对无法改变的事情，坚持的信念也在随之动摇。
创作时间上，《沉默》成书要早于《武士》许久，所以个人觉得《武士》更为成熟，远藤周作在这本书中将痛苦、挣扎，看到希望与希望破灭，描绘地淋漓尽致。
《武士》的故事背景发生在17世纪初，欧洲在航海和造船技术方面有了巨大进步，随着新大陆与好望角的发现，西班牙等国开始了全球扩张的步伐，欧洲国家与东方的贸易往来变得频繁，西方的传教士也顺势进入东方意图扩展宗教版图。
此时的日本处在战国时代的末期，群雄割据的局面即将结束，国家局势也逐渐变得稳定。曾经立下战功的武士们，如今没仗可打，一身报复无处施展，平日里过着种田盖房子的清闲日子，却总在伺机搞一番大事业。
书中有两个主人公，一位是上文提到的武士家族里的后代，长谷仓，另一个是从西班牙来日本传教的传教士，贝拉斯科。
当时的天主教会在日本传教受阻，大多数日本人不接受西方的宗教信仰，因为他们受中国文化影响，更注重现世利益，信奉现世报的观念，像天主教这种通过赎罪，让人们在死后进入天堂的理论，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所以传教士为了让日本人信教，故意欺骗他们说信耶稣可以治病，因为实用对他们更重要。
书中有一段日本人对于信仰看法的描写，是借神父之口说出的
“因为日本人本质上对于超越人性的绝对性、超越自然的存在，以及我们称为超自然的东西并无感觉。在三十年的传教生活中……我好不容易才觉察到这一点。要告诉他们这世界的无常并不容易，因为原本他们就有这种感觉。然而，可怕的是，日本人有享受这世界无常的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会想在日本继续传教，便打算用武力的方式暴力推广天主教，强行让日本人加入。结果此举激怒了日本人，日本政府开始大面积驱逐、逮捕天主教徒，同时也禁止天主教在日本的相关活动。
在日的天主教徒每天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有的也逃出了日本。而作为传教士的贝拉斯科不愿逃走，他想以此为契机提升自己在教会中的地位，以便让教徒听命于他。另一个主人公，日本的武士长谷仓，也同样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要在藩主面前建功立业，得到藩主的赏识，从而帮助家族收回失去的土地。
日本的藩主为了经济利益，想要跟殖民在墨西哥的西班牙进行通商，但是当时日本的航海技术落后，所以他要找一个懂造船技术，会两国语言，又对西班牙有了解的人来当翻译和向导。
两个主角在命运的安排下聚到了一块，就这样踏上了前往墨西哥的旅途。
日本人没出过海，一路上长途跋涉，颠沛流离，一行人吃了不少苦。在这期间，日本武士跟传教士朝夕相处，正式接触到了来自西方的宗教理念。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西方人会将一个不存在的人当作信仰，但他们对于这些理念也有了更真实的判断。
日本人在墨西哥语言不通，一切只能听从传教士安排。长相打扮又跟当地人完全不同，走在路上会被无数人盯着看，他们觉得自己被当成了异类，这让他们惶恐不安。
在墨西哥他们见到了总督，但是总督没有权限处理日本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事务，他们需要去西班牙面见职位更高的主教，而此行路途遥远又充满危险，可能会在途中遇到墨西哥当地的反叛土著居民，有丧命的风险。日本人已经离开家乡很长时间，他们本来应当先行回去汇报情况，但是传教士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没有将这些信息翻译传达给他们，而是欺骗了日本人，诱导他们跟着自己一同前往西班牙。
日本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历尽艰险，在西班牙终于见到了主教，此时的日本国内已经不允许天主教徒进行任何活动，在日本的教徒都将面临极其危险的境地，因此贝拉斯科的同僚们不赞成他去日本传教的计划，便处处与他作对，给他设置障碍，而他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征求主教的同意，甚至再度欺骗日本武士，让他们皈依天主教，并且参加受洗仪式。即使这样，主教依旧没有同意传教士的请求，传教士还与自己的同僚们展开了几轮辩论，结果自然是大败而归。
最终，西班牙人禁止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教活动，同时也不答应跟日本进行通商，日本武士因为语言不通，听不懂西班牙人在说什么，全程什么都做不了，也无法参与到整个事件当中。武士没能完成使命，跟着他一同前来的其中一个助手，因为性格刚烈，不愿以如此结果回去面对藩主，为了留住自己最后的尊严，他在回国之前选择了切腹自尽。武士也想以这种方式了结此生，但他还需要回去汇报最终的结果，有使命在身，不能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
传教士不能理解日本人的自杀行为，对于天主教徒而言，伤害自己是不可饶恕的大罪。
在这段时间里，日本的局势已经完全变了样，丰臣秀吉病逝，德川家康取而代之，日本全面禁止天主教活动，在日的教徒要么逃了，要么被捕或是被杀。
武士回到国内，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实际上他们这一行人是被利用了，藩主是假借通商之名，真实的目的是为了偷学西班牙的造船及航海技术，根本没想着通商，武士只是一颗随时可以被抛弃的棋子而已。
武士得知这个消息后痛不欲生，但是却什么也做不了。
传教士没能达成自己的心愿，他几度利用日本人，到头来却什么都没得到，他不能接受最终的结果，尽管西班牙已经禁止了在日本传教的活动，他依然不顾家人劝阻，决定返回日本，但在刚踏进日本国土的时候就被逮捕了，最终传教士被处刑。
全书以第一人称描写传教士，第三人称讲述武士的故事，两种视角交互进行，更客观的展现出了两个主人公，在整个过程中的心态变化。
一开始，传教士为了达成目的，日本人对他来说只是利用的关系，他从不考虑日本人的感受，对日本人表现出蔑视。他诱骗日本商人和武士一行人加入天主教，此时的传教于传教士不过是换取权力的手段罢了，这段描写极具讽刺意味。
后来当传教士屡遭挫折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信仰并不能帮到他，他变得无助，他曾经虔诚的祈祷、禁欲在此刻似乎都变得毫无意义。这让他逐渐体会到日本人的心情，他好像明白了为什么日本人不愿意相信宗教的原因，所以他最后以死远赴日本，可能也是一种赎罪的表现吧。
与传教士交相呼应的，是那个背负家族使命，踏上异国他乡的武士。如果说传教士对于信仰的态度是从有到无的话，那武士便是从无到有。他从不明白外国人为什么要朝拜一个又丑又瘦的裸男，到最后经历绝望，孤独，被抛弃，发现信仰才是黑暗世界中唯一的一抹亮光。
书中非常详细描写了这两个人的心理变化过程，其中不乏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我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所以要完全理解这种感受，并不算容易。书是去年看的，这一年我都有思考相关的问题，想去了解信仰的根源是什么。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说市场经济会让人变得孤独，缺乏安全感，大家会各自为战，经济地位大于出身，人们没有什么可依靠，所以需要一个力量将人凝聚起来。
欧洲是以商业带动整个社会发展的，因此他们更需要信仰帮助他们缓解孤独与焦虑，这大概也解释了国内南方做生意或是打渔的人更容易摆些佛像在家里，而北方却不常见的原因吧。
书中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作者聚焦在了一个从日本跑到墨西哥的日本人身上，这个人信仰耶稣，但是他在墨西哥看到了西班牙人对当地人烧杀劫掠，以及他们所作的罪恶之事，让他没信西班牙的天主教。在他的心里，耶稣只是一个符号，是个能让自己感到慰藉的人。人或许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更愿意去信仰一个没有实用价值的人物。
武士在从出国到回国的整个过程中，他在多个地方都能见到无数的人敬拜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男人，他的脑子里常常会浮现出那个自己觉得又丑又瘦的裸男，他不能明白信仰的意义在哪里，以至于为了完成使命，被迫加入天主教时，他跪在祭坛前，是这么说的
“我也不知道南蛮人为何敬拜你。听说你是背负着人的罪而死的，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的生活因此而舒服。我很清楚谷户的百姓们过着凄惨的日子。你的死，并未带来任何改变。”
武士不懂所谓的信仰、牺牲、拯救，这些经常挂在传教士嘴边的词都具有什么含义。他带着许多困惑，直到当他发现自己只是个无关紧要的棋子时，他所作的一切都变成徒劳，他心中的那座壁垒也随之崩塌。到了故事最后，武士曾经最不理解的别人都在信仰的男人再次在脑中浮现了，而这次出现的意义，似乎让他多少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崇拜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又完全不认识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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