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雾
当垃圾分类成为一桩具体日常行为后，人们在第一时间都把目光转向了日本。虽然垃圾分类并不是日本独有的专利，不过出于游客对于日本文化中礼仪秩序的刻板印象，日本的垃圾分类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对比的首要对象。论及原因纠葛甚多，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分类”传统，也就是对于仪式、等级的天然重视。谁都记得罗兰巴特写日本的名作《符号帝国》，强调在日本文化中“符号”结构的基本特征。既然整个民族文化都足以被符号化，那么把日常垃圾区分为一系列“符号”也同样容易让人理解。另一方面，日本自古对“清洁”或曰“净化”的重视是其一大特点。说到日本，很容易给人留下“干净”的印象。日本人好洗澡的习惯甚至将泡汤拓展为特有的旅游项目可见一斑，况且一系列文学和绘画的传统作品都表现了日本人对于日常环境的特别关心，其中无疑也令人联想起垃圾处理和清洁文化之间的一些出于感受的关联。
不过，就具体的垃圾分类这一事件来说，其渊源还是和二战以后的一系列文化转变有关。败战后，日本经历了从美占时代、到五五年体制建立，六十年代经济腾飞和一系列激进民主运动等一系列历史阶段，也正是在整个社会的民主化和激进化的过程中，环保诉求日益延伸到日常垃圾领域，直到垃圾分类制度的形成。可以说，虽然垃圾分类不是日本独有，但是日本的垃圾分类制度产生于其独特的历史进程之中。只有在日本社会的专门土壤中，才能诞生出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日本式垃圾分类行为。这不是一个抽象观念，要理解日本的垃圾分类，实际上要将其放置于整体的日本现代历史中才能真正理解。
历史是一串事件的因果链条，垃圾分类的故事要远从日本战后所建立的“五五年体制”开始。当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于1952年撤离日本后，日本社会的政党政治迅速建立，并且形成了以自由党和民主党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等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为自民党，在选举中占据优势一举夺魁。从此以后自民党连续主导日本政局长达38年，过程中看似多党派竞争，实际上是自民党独大，其余党派难以撼动其龙头之位。这样的政党格局及后来所形成的经济局面，史称“五五年体制”。“五五年体制”确立后的基本结果，就是日美同盟的牢不可破，同时国内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与之相伴的，也包括国内抗议之声越来越大，民众的民主诉求日趋激进化。经济腾飞和民主浪潮，这是日本社会在1955年后的两个主要的声音，也是对当时的市民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两个侧面。
就经济腾飞这个角度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来自于日常生活的全面西化。不仅仅是在风格上模仿西方，而且伴随着日常生活在现代技术上的全面革新。举例来说，传统的柴炭式厨房逐渐被煤气灶取代，后来又加入了电气灶的使用。而冰箱、洗衣机和黑白电视机被称为现代生活的“三神器”被更多人家采用。这些技术方面的改变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一个新的“现代主妇阶层”的出现。传统主妇要花费大量时间的家事劳动被电气化革命所代替，而那些年龄偏大的传统主妇在家庭中的控制地位很快就让位给更年轻但是能够适应新技术的媳妇们。新出的“主妇阶层”比她们的先辈们在劳动上更轻松，观念上也更加现代，因而有更多的时间来参与到外界社会的现实中去。
1964年，日本东京奥运会的召开被视为日本五五年体制的重要成功标志，也被视为日本走出战后阴影，重回国际社会的重要表达。日本人突然意识到本国不再是国际社会上的丑小鸭，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了天鹅之子（《成长中的日本经济》下村治）。对于一般市民来说，经济的腾飞刺激到了每一个人的工作欲望。这个年代成为了昭和日本记忆中的黄金年代，半藤一利说，“我们日常生活的发端，真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昭和史》半藤一利）。市民找到了不同于往日的现代日常生活形态，当然也逐渐具备了不同于往日的现代生活理念。
另表五五年体制的另一个后果，那就是民主声浪。严格来说，这场声浪到今天依旧在发出其强大的声音。日本和美国的同盟一方面引发了经济方面的腾飞狂潮，同时也引发了国内强烈的反对之声。关于日本当时的抗议运动是一个阔大的主题，这里不作更细致的展开了。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一系列针对五五年体制的抗议运动中，激发了一系列民间运动的涌动。来自学校的大学生和基层劳工的工会组织在运动过程中逐渐趋向于成熟。同时，1960年代的民间运动在国际上形成了全面的合唱之声，和青年亚文化的兴起、反战运动等并行而出。在这场越发激进的民间抗议风潮中，也逐步影响了各地的民众集团化的形成。人们追随各自的诉求形成了不同的诉求团体，同样以民主运动的方式来参与到整体日本社会政治中去，其中也包括民间的环保组织。
可以说，1960年代的日本民众，一方面沉溺在经济腾飞的强大快感中，同时也以一种积极而激进的态度来参与到公众生活里。民间的环保声浪不仅仅是一种抽象诉求，同时也成为了对于日常生活的直接介入方式。更何况，经济的腾飞所付出的代价一定会包括了在环境方面的损害，而这些损害直接影响到了人的日常生活。
从1950年代开始，就陆续出现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疾病，其中比较严重的包括发端于熊本的水俣病（水银中毒）、发端于富山的痛痛病（镉中毒），发端于三重的哮喘，由于水俣病发生在水俣市和新潟市两地，所以统称为“四大公害”。在1960-70年代，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所采用的方式就是和民主抗议或反战运动类似的方式来向政府施压，可以看出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了市民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日常生活领域，由于主妇阶层已经具备了非常现代的介入意识，也逐渐开始以日常改善的方式来面对针对环保的诉求。这些诉求指向产品的生产方，包括了呼吁消费者运动以及抵制不良商品等方面，同时也含有对于垃圾循环利用的倡议。五十岚晓郎在《日本政治论》中提到，“垃圾处理问题更加积极的解决办法是循环利用。为实现循环利用，地方自治体和地区的自治会在承担处理废弃物的同时，主张循环利用的市民运动也必须不断追究制造方的责任。”
大约从这个阶段起，日本的环境保护——或者具体为垃圾的循环利用制度成为了政府和民间组织彼此互动的一个过程。1970年实施《废弃物处理法》，开始正式处理垃圾问题，区分了日常垃圾和工业垃圾。从表面上看，对于民众和政府的良性互动和环境保护本身而言，这些都是推进性的措施。
可是也别忘了，尽管日本在1970年后经济发展速度趋于缓和，但是环境污染依旧在继续发生，而事实上并没有减缓的趋势。可以这样说，一边在积极环保，另一边在积极污染，反而又构成了某种很现代的“共谋”关系。戈登在《日本的起起落落》中这样写道，“当工业毫无节制地扩张，有时甚至不计后果，空气与用水质量自然会急剧恶化。环境受损的代价，又或工人与居民的健康受害，乍看似无关轻重。它对生产者无直接关联，政府亦不需马上付出代价，欣欣向荣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会因此而有所减损。事实上假如环境受损，反而会刺激经济活动，如建造滤水厂或送污染受害者到医院治疗，这些产品与服务又会被看做‘不断增长’经济的一部分”。
这样的状况持续到泡沫经济年代，甚至可以说持续至今。其结果究竟如何，其实始终在争议之中，是一个远远尚未结束的问题。1997年，日本推行《容器包装循环利用法》，成为了外国游客对于日本“垃圾分类”最直观的表达。不过，对于日本的垃圾分类制度来说，可以说是环保问题，民主政治问题，可以说是日常生活形态问题，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日常美学问题。本文所需要强调的是，日本的垃圾分类制度本身，其背后是日本半个世纪的民主政治的影子。只有在日本的具体社会变化之中，才能看到其具有特色的垃圾分类和环保运动的独特性。日本的垃圾分类制度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问题。
2019年7月10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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