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袭性肺曲霉病IPA，它隶属于IPFI（invasive pulmonary fungal infection）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IPA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从预后来讲，IPA的进展很快，病死率很高。留给医生的试错机会不多，所以有必要来认识一下。按照我之前的理解，IPFI的头号危险因素COPD22.2%，其次是糖尿病21.7%，COPD的头把交椅似乎坐得并不安耽，毕竟糖尿病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第三位的才是恶性血液病，然而这一个小群体贡献了9.6%的病例，也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但是COVID-19来了，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喜的事情也有，老婆嘴角一个新月形的疤痕，预估祛疤费用是5W大洋，现在决定暂缓，买个5角钱的口罩就能解决问题了。可悲的事情稍多一些，譬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COVID19相关肺曲霉病（CAPA），因为医学名词是非常枯燥无趣的，我下面会用英文简写来取代，简便又洋气。
以前我们很少将病毒感染和曲霉菌病联系起来，就像我们很少将日常生活和口罩联系在一起，但是根据我们浙江的一项统计，104例COVID-19患者，有8例感染了肺曲霉病,占比是7.7%，在荷兰和德国，这个数据分别是19.4%(6/31),26.3%(5/19)。数据也是枯燥的，我后面尽可能地少提及，写下这一串数字主要是为了说明头号危险因素的交椅，可能不会由晁盖或者宋江来坐，鼓上蚤时迁要上位了。
那么时迁要学历没学历，要资历没资历，要姿色也没有姿色，他到底是凭啥坐上这个头把交椅呢？鲁智深和李逵能服气吗？以当下最热门的COVID-19为例，我们来分析：首先得病的老人居多，早期抗生素肯定是大包围，晚期不行了要插管，热度下不来不好交差，激素也是要上的，这些都为曲霉菌打开了方便之门。
当然时迁凭这些还不能上位，毕竟这些条件躺在ICU和EICU的人都具备，时迁还有两个绝学偷窃（DAMPs）和轻功（激活抗病毒免疫所需通路的附带效应）。当然还有一大堆的其他因素，大部分是我不理解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是不大可能的，我也没法继续深入了。唯一能确认的时迁上位了，他的狐朋狗友们也支棱起来。
母夜叉孙二娘（流感病毒）来了，宝岛的一项研究表明124例重症流感患者中，有21例（16.9%）确诊了IPA，死亡率是66.7%，我让四年级的女儿计算了一下，应该是die了14个。孙二娘是位老同志了，关于她的来龙去脉是比较清楚的，因为流感病毒自身可抑制巨噬细胞和T细胞的功能，另外重症流感引发水平异常升高的IL-10是固有免疫和获得性免疫的负调控因素。
眼见排名102的孙二娘都风光了一把，排名106的白日鼠白胜（巨细胞病毒CMV）也闲不住了，通过对移植病人的CMV再激活，IFD的累计发生率大大高于未发生再激活的患者，这些移植患者本来就剩下半条命，如果这时候真菌也来凑热闹，实在是凶多吉少。
说了这么多，最后都是为了治疗，IDSA（美国感染病学会）是抗感染领域的葵花宝典，他们针对IPA首选的是伏立康唑，6g/kgq12h首剂，然后降到4g。诊断讲了一大堆，治疗就是一句话。这就是医学应有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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