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背景。
一、中华民族的地理环境。
可参看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关于中国清代思潮与西方文艺复兴思潮的比较，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造就成一个大陆文化。文艺复兴是对古希腊文化的复古。希腊一个岛国，是一个海洋国家造就的海洋文明。
故其哲学各有偏重。
二、中华民族的经济背景。
由地理因素决定，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一切社会经济思想以至政府措施都以土地的分配和利用为中心。
中国哲学家的社会经济思想都强调“本”和“末”，农业生产被因为是立国之本，而商业则被看作是立国之末端，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的理论和政策都重农轻商。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把民众按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士通常来自地主阶级，农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这两种行业受到社会的尊重。任何人出生于“耕读世家”往往引以为傲。
读书人并不亲自耕种，但他们一般出身于地主家庭，家庭的盛衰和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都主要反映了农民的思想，再加上他们受过教育，使他们得以表达农民自己没法表达的思想。这种表达在中国就采取了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形式。
儒家与道家之异同：
共同的理论思想——“反者道之动”
儒道两家有一个共同的理论思想。就是无论在自然和人生的领域里，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就有一种趋向，朝反方向的另一极端移动。这是老子哲学思想的一个主题，也是儒家阐发《易经》时的一个主题。正所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这个理论还对儒家和道家都主张的中庸之道提供了主要论据。“不为已甚”“毋太过”成为儒道两家共同的格言。“过犹不及”，但处事宁愿不急也不要过剩，因为行事过分，就将适得其反。
儒家与道家之区别：
道家——对自然的理想化。
道家与儒家不同，因为他们是对农民生活中的不同方面加以理论化，农民生活简单思想单纯。道家从这一点出发，谴责文明，鼓吹返璞归真，把儿童的天真浪漫理想化，鄙视知识。
农民时刻和自然打交道，他们爱慕自然，道家，把这种爱慕发挥到极致，同时把属于自然和属于人为的东西人格区分，：一个是自然的，另一个是人为的。自然令人愉快，人为给人痛苦。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家荀子评论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道家这种思想最后发展到主张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与宇宙合一。
儒家——家族制度。
农民靠土地生活，而土地无法挪动的同一个家庭的后代，由于经济的原因不得不生活在一起，由此发展起中国的家族制度，它的复杂性和组织性是世界少有的。
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家族制度的理性化。
中国的社会制度便是家族制度。
传统中国把社会关系归纳为五种，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关系，三种是家庭关系，另两种不是家庭关系，但却可以看作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如君臣关系，被看成是父子关系，朋友则被看做是兄弟关系，这还只是最主要的家庭关系，此外还有很多。
中国最古老的辞书——《尔雅》一书中，有关于家庭各种关系的名称有100多种，其中多数在英语中没有与之相当的词语。
中国的祖先崇拜也是这种这样发展起来的。世代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一族人，他们追溯首先在这个地方定居的祖先，敬拜他。祖先成为家族的共同象征，作为一个巨大复杂的组织，这样一个象征是必不可少的。
儒家思想中的一大部分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理性论证，也就是它的理论表现。
入世和出世。
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社会哲学，也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儒家思想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道家则强调人内心自然自动的秉性。《庄子》书中说：“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方，就是指社会。
公元三四世纪（魏晋间），道家思想再次兴起，当时人认为孔子重“名教”（把各种社会关系规范化），老庄归“自然”（顺应事物和人的本性）。
中国哲学中的这两种思潮，大体类似于西方思想中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思潮。
是读杜甫和李白两人的诗，这两个伟大诗人都生活于八世纪。从他们的诗里却不难分辨出中国思想两大流派——儒家和道家——对两人的不同思想影响。
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这两种思想看来相反，其实却是相反相成，使中国人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得以较好的取得平衡。
在三、四世纪之间，有一批道家试图使道家思想靠近儒家思想，后世称之为“新道家”。
在十一、十二世纪（宋朝），也有一批儒家试图使儒家思想靠近道家思想，后世称他们为“新儒家”。
这些运动使中国哲学既是入世的，也是出世的。
中国艺术与诗歌。
儒家把艺术看作是道德教育的工具。道家对艺术没有正面提出系统的见解，但是他们追求心灵的自由流动，把自然看为最高理想。
在给了中国的伟大艺术家无穷的灵感，由于这一点，许多中国艺术家把自然作为艺术的对象，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的美术作品中的许多杰作，都是些山水，花鸟，树木，竹枝，在许多山水画里，山脚下，溪水边，往往能看见一个人，静坐沉醉在天地的大美之中，从中领会超越于自然和人生之上的妙道。
在中国的诗歌里，让我们读陶渊明的诗《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正是道家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农民的眼界不见制约着中国哲学的内容，如群主的反者道之动，更重要的是它还制约着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农民日常与之打交道的，诸如田地和庄稼，都是他们一看就认识的东西。他们处于原始和纯真的心态之中，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宝贝的东西，这就无怪反应他们思想的哲学家们也同样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哲学思维的出发点。
这也足以解释何以“认识论”在中国哲学里从未得到发展的原因。
中国哲学家们对于自己眼前的这张桌子，究竟是真实的，抑或只是幻觉的存在，从不认真对待（唯有佛家对它认真对待的，而佛学来自印度）。认识论的问题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主观和客观已经有了明确的界限，而在一个连续显示过程之中，还没有明确区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还是浑然一体的。
这也有助于说明中国哲学的语言何以是提示性的而并不明晰。他不明晰，因为它不代表用理性演绎得出的概念。哲学家只是告诉人们，他看见了什么。因此，他所叙述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使用的语言却很短简短。这就是何以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往往只做提示而并不明确的原因。
参看洛斯普洛教授的概念说。
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
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里，靠贸易维持繁荣，他们首先是商人，商人就要与账目的抽象数字打交道，然后他们才会数字所代表的具体事物打交道，这些数字是诺斯洛普所说的来自假设的概念，因此希腊哲学家也以从假设得到的概念作为思维的出发点。
他们发展了数学和数学的思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认识论成为他们的问题，而且使用的语言如此明晰。
商人同时又是居住在城镇的人，他们的活动要求他们在城镇聚居，因此它们的社会组织不是根据家族的共同利益，而更多是反映城镇的共同利益。这是何以希腊人以城邦为中心来组成社会，而中国的社会制度则或许可以称之为“家邦”，因为在中国的社会制度下是通过家族来理解国家的。在一个城邦里，社会组织难以形成专制独裁统治，因为在同一等级的城镇居民中，难以找出理由论证张三比李四更重要，应当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在一个“家邦”里，社会组织是按人生来的地位，等级式的形成的，在一个家庭里父亲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儿子的权威。
中国人大多数是农民，这也可以用来说明可以中国未能掀起一个工业革命，把中国带入现代世界。
在《列子》一书中，有一个故事说，宋国国君有一次叫一个巧匠，按照树叶雕刻一瓣玉叶，巧匠用三年时间刻出了一片玉叶，它如此逼真，以致无人能把它与真的树叶区分出来。国君感到十分得意，列子听说这件事后评论说：“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者寡矣。”
这是崇尚自然，谴责人为的人的见解。农民的生活方式容易倾向于顺乎自然，他们爱慕自然，谴责人为；在原始的纯真中，也很容易满足。他们不喜欢变革，也无法想象事物会变化。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发明和发现，但宅们不曾受到鼓励，却反而受到了打击。
处身在海洋国家的商人们，情况迥然不同。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见到语言、风俗都不同的他族人民。他们习惯于变化，对新奇事物并不惧怕，并且为了货物得以销售，他们必须对所制造的货物不断创新。西方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这样一个靠贸易维持繁荣的海洋国家，不是偶然的。
我们可以仿效孔子的话说：海洋国家的人聪明，大陆国家的人善良。然后照孔子的话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见，智者乐，仁者寿。”
这里不做详细论证，希腊和英国在地理经济条件上的相似之处，以及科学思想与民主政治何以在西方兴起。但希腊和英国的地理经济条件与中国截然不同，就足以从反面论证我在本章中对中国历史的论点。
中国哲学中的“常”与“变”。
科学的发展已经战胜了地理的限制，今日中国已不是不再是封闭在“四海之内”。中国也走向了工业化的道路，虽然还落后于西方，但来的迟比不来好。说东方被西方侵略，并不确切，不如说是现代化侵入了中世纪世界。中国要在现代世界生存，就必须现代化。
人们会问一个问题：既然则中国哲学产生于过去中国的经济环境之中，它的内容是否只对过去的中国才有意义？
这个看法，也对，也不对。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的哲学里，总有一些内容只对处于当前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有用；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哲学思想具有持久的价值。我不敢说那是绝对真理，任何人都不可能担当起判定绝对真理的任务；只有神——如果有神的话——才能决定什么是绝对真理。
让我们从希腊哲学中举一个实例：亚里士多德曾论证奴隶制度的合理性，这是古代希腊人的经济生活对他的思想制约。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亚里士多德的全部社会哲学都只是具有一时的意义。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中国思想。中国实现工业化后，旧的家族制度势必衰颓，儒家对家族制度所作理性论证的话也将随之而去。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儒家的社会哲学中就都是相对的东西了。
这是因为古代的希腊和中国的社会虽然不同。却都是属于我们称之为“社会”的这个大概念。有关希腊社会和中国社会的理论，其中有一部分是只对希腊或中国有效的理论，但同时也有一部分是有关人类社会的一般性理论。正是最后一部分，具有持久的而不是一时的价值。
这个道理也同样可以应用于道家思想，道家认为人类的理想国在于回到原始，这显然是错的。现代人相信历史是进步的，认为人类生活的理想国在于人类未来的创造，而不是在已经过去的古代。但是，有些现代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人类的理想国，这与道家的思想不无相似之处。
哲学还提供人一种人生的理想。这种理想中有一部分是提出这种人生哲学的哲学家所处时代、地区和经济条件的产物，但也还有一部分是对于人生的一般见解，因此，不是只有一时的意义，而还有持久的意义。儒家的人生哲学大概可以属于这一类。按照儒家的理论，理想的人生虽然包含对宇宙的高度认识，但还是处在三纲五常的范围之内。这些人际关系的内容性质虽然随环境而变化，但是理想本身不会改变。如果认为，五种伦常关系的某些内容已经失去时效，因此儒家的人生理想应当全部抛弃，这显然是错误的。反过来，如果因为儒家的人生理想应当保持，从而认为五种社会关系也不应变化，这显然也是错的。
我们在学习哲学史时，应当对其中哪些是有永久价值的，哪些是可以改变的，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每一种哲学中都有永久性的东西，各种哲学也各有其共同性的东西；正因此，不同的哲学才能互相比较，并进行翻译诠释。
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将来是否会改变？也就是说新的中国哲学是否会不再把哲学思想局限于“由直觉得到的概念”之内？这是当然的，它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事实上它已经在变化。本书末章，将对这种变化作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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