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奏疏讲评之《陈六事疏》

                  张居正奏疏讲评之《陈六事疏》

    张居正是明万历年间（1572-1582年）的内阁首辅。在他辅政的这十年间，大明王朝确实从正德、嘉靖两朝的发展颓势中渐渐恢复了些许元气。根据相关史学家的统计太仓粮库中已储存够全国人口十年之用，国库存银已达2000多万两白银。这相较于万历皇帝刚登基时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的窘困局面的确增益良多。那么居正主政大明王朝的这十年间具体都做了什么改革措施呢？居正是政治家，政治家的心路历程当然有个过程的，那么在他当上首辅之前给万历的父亲隆庆皇帝上奏了什么重要奏疏呢？这些奏疏与后来史称“万历新政”的十年政治改革又有什么紧密联系呢？居正是在隆庆（1566-1572）初年进入内阁，这与他在嘉靖年间就是居正的老师徐阶的举荐是分不开的。既然进入大明朝的政治中枢系统，自然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是心怀报国的满腔热情的。终于在隆庆二年的一天夜里，一位四十四岁的正当壮年的政治家给他的君主写下了这篇对于大明王朝来说针砭时事的同时又提出了具体该怎么解决问题的奏疏——《陈六事疏》。

    这封奏疏名曰“六事”，即一曰省议论；一曰振纪纲；一曰重诏令；一曰核名实；一曰固邦本；一曰饬武备。凡曰六事能说是国家大政方针抑或是具体国家政策吗？很显然不是，那么为什么把居正的这篇写于“万历新政”前四年的《陈六事疏》进行具体讲评呢？居正的这篇奏疏虽谈不上什么具体国策，然确实道出了明朝自“仁宣之治”以后出现的各类明朝上层建筑内部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有文官集团和内监集团之间的矛盾、文官集团和皇族统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以及明朝的国防危机和武备松弛问题。本质上来说，这些矛盾和问题绝大多数在这篇奏疏中所体现出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及问题。接下来一一分析解读：

    首先分析一下居正的这篇奏疏的写作目的，居正写这封奏疏是进入内阁成为阁员的第二年。当时阁臣包括徐阶、高拱、张居正（首辅为徐阶）。这三位全是隆庆皇帝为裕王时的王府老师，居正在奏疏开头也提到此事“臣又自惟，幸得以经术，遭逢圣主，备位辅弼，朝夕与同事诸臣，寅恭协谐，凡有所见，自可随事纳忠，似不必更有建白。”既然已入内阁又是曾经的王府讲师，当然是要将朝廷上下轻重缓急诸多事物讲清楚：治理天下，须有大道方针政策，也有急需办理之急务。居正此疏正是道出救时之急务。大政方针确实很重要，然明朝进入正德、嘉靖尤其是嘉靖中后期以后内忧外患频仍，所需急办之事大多耽搁，尤其是军费甚巨、大兴土木，藩王土地兼并使纳税田亩急剧减少等等带来了大量国家财政和国防两大项入不敷出，边警四起。居正是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对国家危机自然是有深切体味的，作为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自然这道奏疏的上奏就显得理所当然。

    “省议论”中居正开头就提到了少说废话多做实事的要义，他还苦口婆心地引用了西汉时期申屠嘉的言论：“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嘉靖一朝历时45年，近达半个世纪，朝廷之间，众大臣或六部尚书、侍郎；或六科给事中；或三法司等等议论确实太多，实干之臣确实凤毛麟角，居正在奏疏里还列举了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这场事件是由鞑靼领袖俺答的主动侵犯边疆要塞引起的，当初严嵩误国消极抵抗，竟然命令兵部尚书丁汝夔坚壁不战，不发一矢。结果俺答在北京城下烧杀抢掠八日，满载而归。严嵩还以与虏取得封贡和谈而稳居内阁首辅之位。居正对于这次事变是十分清楚也十分痛心疾首的，他说：“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盈庭，群策毕举，今又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举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曰“吾欲云云”，当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相能，士哗变于伍，异论繁兴，讹言踵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这段原文所提到的“虏贼内犯”就是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这时的居正刚刚考上进士三年，任职翰林院编修）。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朝堂在议论军国大事时，具体的国策及实施方案都不能决定下来，更别说平时的日常行政是如何运行的了！居正作为隆庆皇帝的老师自然是希望这位学生当了皇帝后能掌控朝局，独断乾纲了，正如居正所言“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因为一件事情，甲说乙不对，乙对甲又有否定，政令也是更改频繁，执事机构当然疲于奔命，效率低下。这就有点像现在欧美一些所谓的民主国家那样，刚刚选了总统，紧接着就有反对民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表达不满如出一辙。所以当一个国家失去了统一意志后，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国防危机是在所难免的。明朝的灭亡不就是在东林党人的空谈议论中慢慢走向灭亡的吗？居正在奏疏中直接就指出了这个问题，称为“大患”。他说：“今始则计虑未详，既以人言而遽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者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贰，动见诪张，虚旷岁时，成功难睹。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因为立太子的“国本问题”，面对着大臣们频繁的上疏以及群臣之意见与自己背道而驰真是伤透了脑筋，也正因为此，才导致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彻底的失望，从而二十多年不上朝与群臣见面了。在“省议论”中，居正提出了解决办法，开出了药方：“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居正是希望

隆庆皇帝要亲自考察大臣，与大臣们做些必要的沟通，既然任命某人任职国家要害部门就要充分信任大臣。居正使用了魏文侯的大将乐羊征战在外，朝廷大臣却不停上书国君谤举乐羊不法之事，然文侯终不为所动，乐羊也没让文侯失望，终大胜而归。此为历史佳话！居正这段“省议论”奏疏末尾还希望隆庆皇帝最好能下道圣旨，戒谕群臣，少说废话多做实事：“再乞天语，叮咛部院等衙门，今后各宜仰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一切奏章，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诚心直道相与，以勉修职业为务，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兴，而风俗可变也。”

    居正第二言“振纪纲”，纲纪，当然就是“教令”了。也就是法律！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就颁布了大明的法律：《大明律》。在今后朱元璋执政的时期法律的惩罚力度也是非常大的，比如对待官员的“剥皮揎草”以及后来朱棣靖难之役成功后对待方孝孺的“灭十族”的残酷处罚手段等等。总之明代自太祖朱元璋至明英宗朱祁镇第二次执政这段时间，明王朝总体来看是一个高压政治统治时期，官员们总体上来说日子不太好过。居正奏疏中也有关于执法宽松的论述：“故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顺水人情可做，但不能徇私枉法，法度执行宜严肃但不宜过猛，过猛则伤人，使人不太敢于提出合理建议了。居正所生活的嘉靖时期，到了后期由于皇帝自己不亲力朝政，使得严嵩严世蕃父子为代表的严党们做出了诸多坏法行径。居正对此十分痛心，比如严世蕃被戮，严嵩被逐之后，光从北京严嵩家中就抄出了二百多万两白银，要知道明朝从官方正式开放海禁也是在隆庆年间，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也是自此开始，而严嵩家中就有这么多白银，足见其贪墨坏法之事绝没少干，一时官场也是乌烟瘴气，百姓民不聊生！居正在这段“振纲纪”中具体指出：“仍乞敕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宪纲事理，再加申饬。秉持公论，振扬风纪，以佐皇上明作励精之治，庶体统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嘉靖初年自然世宗皇上还是比较励精图治，改革时弊，勤政为民的，就是后期掌握绝对大权后，设斋醮、兴土木、乱淫欲、杀忠臣等等，实在离明君之政远甚！然而还是得依靠皇帝，居正只是阁员，没有下圣旨的权利。还是指望隆庆皇帝下道圣旨，点名都察院明纲宪、断事理，振扬风纪！依法治国对于当下中国也是十分必要的，法律是老百姓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了！最终大明朝的灭亡难道和纲纪不申没有很大关系吗？官员之间互相捕风捉影，谩骂于朝堂，把重要国事丢于脑后，老百姓田亩随意被非法兼并，民无财用还要承担巨额“辽饷”、田赋等等苛捐杂税的加派，焉能不亡呢？

    居正第三言：“重诏令”，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基本是由皇帝颁发诏书，而大臣实施于民。嘉靖皇帝执政的近半时间不上朝，不理政，所有奏章只内阁拟票，司礼监披红就予以实施了，皇帝干脆连看奏折的心思都没了，重要奏章基本是由太监阅读，听完后给个上谕就拟旨实施。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就是绝大多数无关军国大事之重要日常行政，需要皇帝最终拍板定夺之事，皆由内阁和司礼监协调解决了。如果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和内阁阁员有师宜之情，事情或许还很好解决，比如“三杨内阁时期”、“弘治中兴时期”等等，但是关系不太好，比如隆庆皇帝驾崩后高拱迅速去位内阁首辅之事，就可以看出皇帝在关键时刻决策是多么重要。可惜由于正德、嘉靖两朝皇帝怠政，弄得很多关键军国大事的决策迟迟不得推行。正如居正奏疏所言：“君不主令则无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无法，斯大乱之道也”。国法不伸，老百姓的冤假错案也不能及时平反，是非曲直又有什么依据来判断呢。还是与之前论述的纲纪不伸有直接联系的。居正在皇帝如何“重诏令”中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可谓是用心良苦：“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复，若事了然，明白易见者，即宜据理剖断，毋但诿之抚、按议处，以至耽延。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缓急，道里远近，严立限期，责令上紧奏报，该部置立号簿，发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然后人思尽职而事无壅滞也。”这段话中居正把国家重要中央及地方部门基本一一点名，并把部分地方紧急事务根据道路远近，着相关部门限期解决并向朝廷中枢作出汇报。甚至让吏部参与各项考核监督以决定官员的升迁与否，其实说白了还是需要大臣们别互相扯皮推诿，多干实事，尽忠职守而已矣。还是希望皇帝定夺，能下道圣旨敕谕诸臣啊！居正毕竟不是皇帝，还是把希望寄托于他的昔日学生隆庆皇帝身上了！

    居正第四言“核名实”。这是关于朝廷用人之道，明赏罚用舍之意。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赏罚得当呢？居正的办法就是“在于综核名实而已”何为“名”呢，就是声望，名誉；何为“实”呢，就是具体事务的处理能力。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很多朝代都犯有一个痼疾，那就是官员的升迁调动过于频繁，往往只是朝廷相关部门进行简单的官员呈奏以及几分考卷就上奏天子进行职位调动。而有的官员也的确实心用事，可就因为这些沉疴之制而导致事情未完成就得调往他处，从而耽误了不少事情！比如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疏》中就提出该问题，可惜没有得到重视！至于至关重要的行政能力，政绩表现，才德兼备与否则是能省就省，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官场腐败气息浓重，虚浮之俗渐成。北宋末年的官场虚浮于词藻，以大兴土木为荣之气就是典型代表，把原本朴素节俭的北宋王朝弄得乌烟瘴气，最终走向灭亡。到了晚明时期，此风也开始形成，这同样于嘉靖皇帝多年不理朝政却还胡乱干预朝政关系甚大。居正是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对于此时官场是有敏锐的洞察力的，他说：“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且近来又有一种风尚，士大夫务为声称，舍其职业而出位是思，建白条陈连篇累牍，至核其本等职业，反属茫昧。主钱榖者不对出纳之数，司刑名者未谙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举，凡此皆所谓名与实爽者也。如此则真才实能之士何由得进，而百官有司之职何由得举哉。”考核！还是考核！明朝有京察制度，有大计制度，然而大多此时已流于形式，根本不能取得预期效果。国家积弊已久，考核官员此时已是件得罪文官集团之事，这与他后来去世后遭到反攻清算不无关系。考核完成之后，居正还是苦口婆心地向皇帝劝道：“臣愿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有功于国家，即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于国家，虽颦睨之微，敝袴之贱，亦勿轻予。仍乞敕下吏部严课之法，审名实之归，遵照祖宗旧制，凡京宫及外官三六年考满，毋得概引复职，滥给恩典，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以为殿最，若其功过未大显著，未可遂行黜涉者，乞将诰敕勋阶等项酌量裁与，稍加差等，以示激劝。”这里还是涉及了前面所述“京察”制度，还是得下道圣旨，戒谕吏部，毕竟吏部是主管官员升迁调用的重要部门。当然这是具体解决办法了，居正用心已十分良苦，然而隆庆皇帝毕竟不是弘治皇帝，所该下的圣旨一道未下，至于他是如何反馈的，后文再提。

    居正第五言“固邦本”，此言言及大明王朝之最关键之事，那就是天下苍生，黎明百姓了。居正在本段开头就写了所谓的名句：“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蒋介石也说过，然蒋总裁说时却极不合时宜，这一点以后再说。现在单将居正这话分析一下：居正考中进士后不久就发生了“庚戌之变”，对外患自然心有深刻之感触，然而他又发现此时大明王朝最大的敌人还不是鞑靼和女真，而是自身。是大明王朝的子民。是自己子民们是否安居乐业，是否民有财用，税赋征收是否合理，应该蠲免钱粮的省份是否得到蠲恤，正如居正奏疏所言：“自古极治之时，不能无夷狄盗贼之患，唯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盖安民可以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其势然也。”隆庆初年居正虽为阁员，却并非首辅，首辅徐阶在政治才能上是完全合格称职的，然增益国帑，开源节流之理财之能确实欠缺，所施行的政策多是拆东墙补西墙之烂措：“恭惟皇上嗣登大宝，首下蠲恤之诏，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独昨岁以元年，蠲赋一半，国用不足，又边费重大，内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赋，三督御史清理屯监，皆一时权宜以佐国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刮者，臣近日访之外论，皆称不便，缘各御史差出，目见百姓穷苦亦无别法，清查止将官库所储，尽行催解。以致各省库藏空虚，水旱灾伤视民之死而不能赈，两广用兵供饷百出而不能支，是国用未充而元气已耗矣。”居正对此是不加赞成的，他把希望寄托在皇帝和朱姓藩王们的身上了，要知道明朝最大的贪婪成性集团就是朱姓藩王们。朱姓藩王几乎耗尽了大明王朝十分之八的财富，最终大明王朝的这些作威作福的藩王们最终几乎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大军屠戮殆尽！节俭啊！节俭！居正劝道：“昔汉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后，海内虚耗，霍光佐之节俭省用，与民休息，行之数年，百姓阜安，国用遂足。然则与其设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数以病民，孰若加意省俭，取之于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皇上即位以来，凡诸斋蘸土木淫侈之费悉行停革，虽大禹之克勤克俭不是过矣，然臣窃以为，矫枉必须过正，当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省节，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国民财富是有限的，国家实力也是要慢慢积累的，国力就好比电池，得省着点用。居正认为向老百姓征收税赋的是地方各级官吏，然而自古以来官吏欺压百姓，作出欺上瞒下之耗财病民之事诸多。居正向皇帝痛斥了他们的丑恶行径：“今俗侈糜，官民服舍俱无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恃顽不纳田粮，偏累小民。内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无实，各衙门在官钱粮，漫无稽查，假公济私，官吏滋弊。凡此耗财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财者而去之，则亦何必索之于穷困之民，以自耗国家之元气乎。”居正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这涉及到朝廷两大部门：吏部和户部。首先吏部需要做什么事情，居正指出：“仍乞敕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其守令贤否殿最，惟以守巳端洁，实心爱民乃与上考称职，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薄书而无实政及于百姓者，虽有才干局止于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完日发遣发落，不但惩贪，亦可以为实边之一助。”选拔才德兼备之循吏，考察任用以实际处理工作能力为主。惩治贪官污吏，抄没非法所得以充军饷，正好国家边防长期缺钱用呢！岂不妙哉！户部所做之事：“再乞敕下户部，悉心讲求财用之所以日匮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户部只是管理，钱粮收上来了，但是花费甚多，是何缘由，需要调查核实清楚。居正最终的理想不过是：以后上下唯务清心省事，安静不扰，庶民生可遂而邦本获宁也！

    居正第六言“饬武备”。前文多次提到了嘉靖年间以来的内忧外患，南倭北虏，早就是大明以来的一大外患了。而边防大计乃是国家急务，居正言道：“庙堂之上，所当日夜图画者，亦莫急于边防。”打仗是要勇气的，是要国家意志的。明朝到了隆庆年间，军队战斗力确实大不如前，武宗朱厚照还能御驾亲征取得“庆州大捷”，然而后世皇帝再也没有御驾亲征带兵作战之记载了。居正也道出了自己最大的担忧：“臣之所患，独患中国无奋发励激之志，因循怠玩，姑务偷安，则虽有兵食良将，亦恐不能有为耳。故臣愿皇上急先自治之图，坚定必为之志，属任谋臣，修举实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计而审行之，不出五年，虏可图矣。至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选择边吏，团练乡兵，并守墩堡，令民收保，时简精锐，出其空虚以制之。虏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数者，昨虽已经阁部议行，臣犹恐人心玩遏日久，尚以虚文塞责。”选拔合格干将统驭军队，日常操练演习不可荒废，最重要的是志气！志气不可废，有进取之心自然心有明确目标，付诸行动自然水到渠成。居正希望隆庆皇帝下谕兵部：“伏乞敕下兵部，申饬各编督抚，务将边事着实举行，俟秋防毕日，严查有无实效，大行赏罚。庶沿边诸郡，在在有备而虏不敢窥视也。再照祖宗时，京营之兵数十万，今虽不足，尚可得八九万人，若使训练有方，亦岂尽皆无用？但士骄惰，法令难行，虽春秋操练，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礼，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阅之礼，以细武事而戒不虞。”明赏罚，扩兵员，重操练，皇帝亲视操练，仿汉唐及国朝太祖成祖之制。让所有军队健儿都知晓皇上实心军务，给军队加油打气，这是居正的理想，隆庆皇帝在位六年从未有过视察军队之记载，着实可惜！居正之理想也就如此而已：“恭请圣驾亲临校阅。一以试将官之能否，一以观军士之勇怯，有技精艺熟者，分别赏赍，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辇觳之下，常有数万精兵，得居重而驭轻之道，且此一举动，传之远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备，整饬戎事，亦足以伐狂虏之谋，销未萌之患，诚转弱为强之一机也。”即使战斗力不能速成，吓唬吓唬鞑靼人也是不错的嘛！毕竟在京城附近，瓦剌和鞑靼人也肯定是有不少密探暗哨的啦！

    这封奏疏显然内阁并非票拟，而是通过司礼监直传皇帝的，隆庆皇帝看完奏章后朱批如下：“览卿奏，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恳，该部、院看议行”。居正是希望皇帝亲下圣旨至少四道，还得亲力亲为巡视京城防务及慰问军队等事，要求可谓并不算高。可是，皇帝依旧爱巡游，爱螯山灯会，爱财富美女。终将国事推到一边，任由内阁混斗，任由言官捕风捉影，风闻言事，终于把国家大好改革时机推迟了四年才进行，倘若嘉靖时期是权臣严嵩误国误民，那么隆庆时期不可为昏君误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