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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章旨】：本章是孔子告诉鲁君以君子公正之心治国则民服。否则，乃逆民心矣，故不服。
【注释】：哀公：鲁君，名将。何为则民服：何为，怎么做。服：是服从。举直错诸枉：举是用。直指正直的人。错是放置。诸：众多。枉：邪妄的人。
【语译】：
鲁哀公问道：“我怎么做才能使百姓服从呢？”孔子答道：“把正直的人提拔上来，使他们位居不正直的人之上，则百姓就服你了；如果把不正直的人提拔上来，使他们的位居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会服你。
【释义】：
“哀公”是鲁国的国君，孔子是鲁国人，也备受国君的尊重。这一段是鲁哀公向孔子请问，“何为，则民服”？“何为”就是何所为之，要怎么做？“则民服”，才能使老百姓对于国君心服口服，进而拥戴国君。
古人讲，国君（政府）就像船一样，老百姓就像水一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民服非常重要。如果老百姓不服政府，这个政府就岌岌可危，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鲁哀公这是向孔子问政。
而鲁哀公为什么会问这个话？这有当时的历史原因。鲁国长期以来是三家执政，三个大夫，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把持朝政。国君基本上是名存实亡，所以鲁哀公很不得志，才会问这个话。孔子的回答，讲的是“举错之道”。“孔子对曰”，《朱子集注》里说，“凡君问，皆称孔子对曰，尊君也”，朱子对《论语》研究得很细致，一般普通的人问，孔子回答只称“子曰”，如果是国君来问，就会讲“子对曰”，对是对答，这是表示对国君的尊重，也就是孔子的这个回答，是单对国君，是更加恭敬谨慎的回答。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举是用，错是放置。直是正直的人，枉是私心邪枉之人。这段话古注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举用正直的人，而废置邪枉的人，则民服。而举用邪枉的人，舍弃废置正直的人，则民不服。第二种是举用正直的人，把他们放置于邪枉之人之上，即让正直的人掌权，控制住那些邪枉之人，这样民能服。如果倒过来，自私邪妄之人置于正直之人之上，民就不服了。
这两种解释的相同点是要举直，就是用贤人，任人唯贤。考察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几个盛世，都与重用贤才有关系。而国家的灭亡也多和小人把执朝政有关。众所周知的“贞观之治”，正是唐太宗君臣共同努力的结果。唐太宗即位后，先后任用了房玄龄、杜如晦为相，任命李靖、李孝恭、侯君集等人为将，任用魏徵等人为谏官，才造就了辉煌灿烂的大唐盛世。而“开元盛世”的出现，也是贤才治国的结果。唐玄宗任用姚崇、宋璟、韩休、张九龄为相，国家走向繁荣昌盛。后来，他任用欲壑难填、擅长玩弄权术的李林甫和杨国忠为相，不仅国家迅速走向衰落，而且酿成了安史之乱的滔天巨祸，几乎葬送了唐王朝。
所以作为君主，若是错用了小人，让一些心术不正之人得志，就是颠倒了用人之道，违背了人民大众的意志，自然会遭受到百姓们的非议。孔子的这一思想，成为后世君主选才治国的重要指导思想。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北伐中原，临行前上表嘱咐后主刘禅：“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的这一观点，正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孔子的这种政治主张，即便是放到现代，对提拔和任命官员乃至企业内部选拔人才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此是古注中两种解释的相同点，就是要举用正直之人。而两种解释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不用小人，后者是还是可以用小人的，但是小人在君子之下，受君子的掌控。第二种更受历来大德的推崇。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里就讲到，这种说法与孔子尊贤容众之德相合。我们要有用人唯贤的智慧。但对一般普通的、有私心的人也能容纳。在现代社会，容众也很重要。君子只想着道义、正直、大公。而小人是整天想着自私自利，那我们现代社会，君子多还是小人多？说句老实话，现代社会确实是君子少，小人多。
这个原因主要也是教育，对于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足才导致的。假如这个教育从小就开始，国家政府非常重视，相信君子会日益多起来。君子多了，对国家一定有好处，大公无私的人，他们都是为民，所以自然就能够令社会和谐。《礼记•学记》里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君子，使小人的数量愈来愈少，这是什么？君子从政则民服！君子多了，社会就和谐了。
这两种说法，一种是举用正直者，废弃邪枉之人；第二种，没有完全废弃邪枉之人，是把正直的人，放置在邪枉之人之上。为什么第二种说法更好？《论语》第十二章里，“樊迟问仁”，也谈到“举直错诸枉”的问题，结合起来看，意思就很明了。樊迟是孔子的弟子，他请教孔子什么是仁？
“子曰，爱人”，仁就是爱人，仁者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樊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知人就是智慧，樊迟没听懂。孔子又给他补充说明，“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把正直的人选举出来，安置在邪枉者之上，就能使邪枉的人学得正直。这就是前面讲的第二种说法，并没有说把邪枉之人，把小人都剔出门外，那没剩几个君子了。孔子是教我们，君子有领导小人的权利，小人就能学君子、效法君子，慢慢也能变成君子，这是有教育的内涵在里面。所谓上行则下效，《论语》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是随着风摇摆，风从东边吹来，草就顺着风，由东往西摆；风从西边吹来，草就由西向东摆。小人自己没有定性，看上面是什么样，他就学什么样，所以把君子提拔在上位，就很重要。
君子的德像风一样，引导民众，确定社会的走向。除了政治的领导人能够确定社会走向以外，现在还有一种产业，也能确定社会走向，那就是传媒。媒体的工作者，他们也有带领社会的能力。如果媒体的内容都是正面的，都是善的，就能将社会引向和谐；如果媒体的内容不善，就能让社会民众变得不善。将那些正面的信息扩散发扬，置于那些邪枉的信息之上。这也是举直错诸枉。这是更重要的举直错诸枉。无论在哪里都要举直，坚持真理，主张正义，传递正能量；错诸枉，远离邪佞歪曲，贪婪狡诈。引领社会风气，造福一方百姓。这才是君子所为。如我们现在学习传统文化，推广传统文化，也是在尽一己之力，举直错诸枉。所以“举直”，不一定要做官，做教育，做媒体传播，乃至只是做好自己，成为世人典范，也是举直。
但如何能做到“举直错诸枉”呢。根本还在于修身。宋朝大儒谢良佐，他是程颐的弟子，朱子引用他的话来说明，谢氏曰：“好直而恶枉，天下之至情也。顺之则服，逆之则去，必然之理也。然或无道以照之，则以直为枉，以枉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也”。谢良佐说，人民百姓都喜欢正直、厌恶邪枉的心，这是天下至情、人之常情，这说明什么？人人本性本善，本来就喜欢善，不喜欢恶。顺着本性去做事、用人，人心就服了，如果逆之，人心就不服，就会远离，这是自然之理。
“然或”，这是转折，但是，“无道以照之”，“道”解释为方法，如果没有法子觉照，觉照什么？哪个是直，哪个是枉？甚至“以直为枉，以枉为直”，把邪枉的当成正直的，把正直的当成邪枉，有没有？有，“多矣”，而且还不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心受物欲、受自私的蒙蔽，导致正邪、直枉都不分了。自性的良知完全被覆盖住，因此我们要修身。修身没别的，把这些蒙蔽、障碍去除干净。“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居身要恭敬、诚敬，诚敬是性德，帮助我们恢复本性本善；“穷理”，明白天下一切道理，穷尽天下之理，这是智慧。
这个智慧，实际上人人本有，现在为什么会失掉？就是因为有物欲的蒙蔽，《大学》讲“格物致知”，格是格斗，跟什么格斗？跟物欲格斗，物是物欲、烦恼，战胜这些物欲烦恼，然后才能致知，知是良知，自性本有的良知现前。用良知待人处事接物，运用良知，自然就能达到穷理，自然就能明辨邪正直枉。谢良佐先生的话，导归到我们修身上来了。
藕益大师在此基础上又加以阐发，他说，“惟格物诚意之仁人，为能举直错枉。可见民之服与不服，全由己之公私，不可求之于民也”。大师说唯有格物诚意的仁人，《大学》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是修身，只有格除我们的物欲，才能恢复我们的良知，使我们的意念真诚，我们的心才能正，这种能修身的人叫仁人，仁人就能够明辨直枉，能够举直错枉，举用正直者，或者让正直的人掌控邪枉的人，民心自然能服，所以民心服与不服，不在于民，君子反求诸己，全是自己的公私之心决定。我们的心是正直、大公的，我们才能举直错枉，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修身。《大学》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上至天子要管理整个国家，还是一个普通百姓，只要活好自己，都要以修身为本。身不修，心不正，圣人给我们的任何一条教诲都做不到。
学修思考：
（1）请用自己的语言阐述您对“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的理解。
（2）如何将“举直错诸枉”应用到生活工作中去。
妙行：202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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