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长的疯女人和他们的女儿

七十年代的新疆边陲。

银行的大人们大部分来自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不同籍贯不同口音的人在一起谝闲戏谑的时候，最逗的就是异口同声的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然后敞开心扉的哈哈大笑。

人们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团结友爱，真的是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东家有事，让孩子到西家去吃饭；西家有困难，东家领上孩子去帮忙的事，真的是常常发生，屡见不鲜。

那时候我们还是小学生，对政治上的事不明白，对大人的事也不懂。只知道王伯伯家的阿姨病了，成天疯疯癫癫的。她有时候一只脚穿着皮鞋，一只脚穿着布鞋，有时候又一只脚穿着呢绒袜子，一只脚穿着毛袜子。就那样在大院里走着，还时不时的追着孩子们跑。但有一点，她从不打孩子，追上也只是笑嘻嘻的摸摸孩子们的头、摸摸孩子们的脸。

她高高的个子，苗条的身材。大大的眼睛，细长的眉毛。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留着两条又粗又黑又长的辫子，一下子到齐腰处。

她常常一边走着，一边嘴里念念有词的说着，两只手永远都是在编她的两条长辫子。三股辫子，编了拆拆了编，永远都无止境。

听银行的阿姨们议论说，她是个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和王西原一起从老家天津过来支边。

至于为什么疯的，大家都说是太爱王西原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王西原作为行长，首当其冲的被造反派揪斗。王西原几天没回家，回家后她就成了那个样子，不认识王西原，连自己的亲生女儿王梅也不认识了。

记得有一天，妈妈对我说：你伯伯的女儿一会儿来咱家，你们可一定要好好的玩，不能吵架。

妈妈上班走了，王梅一会来到我家。我俩玩这玩那玩了好一阵，看到做饭时间了，我到灶房准备做饭。偏巧没菜了，我便叫王梅跟我一起去到家里菜窖去取菜，但是王梅不愿跟我去，说她在家里等我。

那时候我是人小鬼大，心里纳闷她为什么不跟我去？一个人待在我家干什么？爸爸妈妈常说到人家家里玩，主人不在不可以逗留……

于是我在出门时，留了门缝，大踏步出去，然后悄悄地蹑手蹑脚的溜进房子，只见王梅正在揭开我家箱子往口袋里装东西。我大喊一声：你在干什么？王梅吓了一大跳，赶紧盖上箱子，连刚插进口袋里的手都没有顾上拔出来。

她低头说，“我……我……我拿了你家葡萄干。”

我本就是大家公认的伶牙俐齿的主，便毫不客气的对她说：“你这叫偷，不叫拿！这是我家，不是你家。偷东西就叫贼，你知道不知道？我给大家说了，看以后谁再敢跟你玩！”

“求你了，别给别人说，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她正准备把葡萄干往出掏，我又一声把她吓了一跳。

“别掏了，你拿去吃吧。以后再也别干这种事！”

她没吭声也再没往出掏，手捂着装的满满的上衣口袋，悄悄的低下头走了。

下午妈妈下班回来，我一五一十的把发生的事告诉给了妈妈。

妈妈说我做的对，但态度应该再好一点，不要那么凶。说王梅太可怜了，家里不可能有葡萄干这些零食吃。她爸爸在接受改造，她妈管不了她。而且叮咛我“一定不要把今天的事告诉任何人。要和王梅保持友谊，主动找她去玩。”

王梅后来成了我家的常客。不久她妈就死了。再后来她爸给她找了个后妈，大家都说她后妈是个好人，慈眉善眼的，对王梅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