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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曾置酒洛阳南宫，请列侯诸将从容言其得天下之由。最后他自己总结道：“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在这段话里，高祖首论张良之功，位在萧、韩之上；且“子房”云云，称字不称名（古人对同辈称字，对后辈和下属称名），更非萧、韩可比。可见，高祖于“三杰”中又特重张良。太史公录此言，盖因袭当日史官所记不改，从细节中透露人心的幽微处。
后事益明，高祖疑忌功臣，始终不及张良。而萧何下狱，韩信授首，与之境遇悬殊。何者？一则因势位，一则由自为。
楚汉相争之际，萧何镇关中，韩信北徇地，二人都得高祖方面之寄，势倾权重，嫌隙亦深。而张良常随高祖于行伍，久画机谋，却从无别将一军的经历。所以，他既不像萧何门生故吏遍天下，也不似韩信以累累战功积重威于诸将之上，其与高祖，唯有并肩协力的亲密和同筹帷幄的默契。
天下已定，分封功臣。韩信为楚王，萧何列酂侯，食邑各数万户，二人皆坦然受封。反观张良，他婉拒了高祖“自择齐三万户”的殊赏，只愿以君臣初会之留县为自己的封地，言之切切，情深意长。此后他又常托病，杜门不出，鲜与政事，可谓深谙道家“功成，身退，天之道”。
高祖每公言萧何“功臣第一”，实则其心目中，恐怕张良才是那真正的“第一功臣”。无他，以其明于“臣道”也。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观《史记·留侯世家》，张良一生有两次冒险。年轻时，逞血勇，出万金募勇士，椎击博浪，误中副车，险为秦皇帝所捕。后其行事不若此，而以智谋佐高祖，多画万全策。天下归汉后，他亦谦冲自抑，明哲保身，远离政治漩涡。其重蹈险境者，皆因卷入了太子盈与赵王如意的“国本之争”。
如意乃戚姬子，高祖以为类己，数欲以之取代柔仁的太子盈。吕后恐，不知所为，听人言，使其兄吕泽劫张良，请画计。张良虽辞以“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但还是拗不过吕泽强求，终为吕氏谋主。良之命，从此悬矣！设若异日如意果为天子，追思前事，怀恨于心，则张氏宗族固有倾覆之虞；而意仵高祖，则更恐难脱眼前之厄。谨小慎微如张良者，仍不免陷此危局，诚堪一叹。
是否易储的矛盾，终于在征黥布一事上白热化。汉初诸侯多叛，高祖每自将讨平，往来征伐，久厌兵旅。汉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叛，声势浩大，东南揺坠。高祖有病，欲遣太子盈往击黥布。太子身边有识之士，相与计之，认为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则从此受祸。且黥布骁勇，而以太子柔弱，指挥乃父之功臣宿将无异“以羊将狼”，欲有功，实难也。于是，吕后从其议，涕泣争之，终促高祖自行。
时群臣居守，皆送高祖至灞上，独张良抱病又东行一程，随至曲邮（今陕西临潼县南）。然后献上二策，一曰“楚人剽急，勿与争锋”，一曰“以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其于太子，可谓尽忠矣。当是时，以良之智，应已察觉，太子留守虽得保当下安泰，但推劳于父，更加失去帝心。且黥布天下名将，纵高祖亲征，胜败亦难料。如有不测，国事危矣。他扶病送行，所言亦天下根本之计，感动高祖肺腑，为太子争取一有利地位，深谋远虑，良足称道。然其力亦止于此，对后来刘盈继位并无决定性影响。
高祖与黥布对阵时中流矢，创甚，自觉来日无多，还朝后，愈思易储。张良强谏不纳，于是托病不朝。此处据太史公记载，高祖终不改易太子者，是因为偶见商山四皓护随刘盈，感其羽翼已成，难以动摇。而追本溯源，此皆张良当初荐贤之功也。此说颇富戏剧性，恐谬。所谓商山四皓者，其人其事应系虚构。太史公如此编排，既为了说明太子得士心，也不无保全张良智者声名之意。而刘盈得以继位，可能与群臣力争、吕氏宗强以及他本人的仁孝都有关系，究属侥幸。如高祖意坚，终定策易储，虽张良死谏，亦无法挽回。
都道是“汉初三杰”中张良结局最好。而观其介入帝王家事，处人父子骨肉嫌隙之间，几不免于祸，足为后人深诫。然此亦无可奈何之事。既有智者之名，你不招是非，是非自会来找你。让封、杜门、托病也难逃于此。政治笼罩一切，你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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