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二）

   

父亲（二）

    1984年7月，我去重庆看望大哥，大哥告诉了我一些隐情。其实当年父亲并不是因病离世，而是饿死的。父亲去世时什么话也没有说。死后也没有老衣可换，就穿着日常所穿的已经洗得灰白的中山装，由大哥带着王真、王康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用木板车推着父亲的遗体，去石桥铺火葬场把父亲火化了，骨灰就寄存在那里。文化大革命时，大哥再遭磨难，所幸尚能保住性命，只是等到后来去火葬场交保管费时，父亲和大妈的骨灰早已不知所踪了！言及至此，这位年长我29岁的兄长已是语带哽咽、满眼浊泪，哀哀不绝中我想，也许父亲是憎恶这世间太过污浊，他不愿意留下任何生命的痕迹，哪怕是一抔灰烬。

父亲（二）

    1979年，炳哥收到威家县税务局的信函，内有转印的威宁县委文件和威宁县民政局发放的父亲的死亡证明书，摘抄如下：

      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文件

            威发（1979）72号

关于王平恭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决定

    原税务局税政付股长王平恭同志在一九八五年元月被划为右派分子，清洗回家，交当地居民委员会管制，一九六一年在重庆病故。

  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和中央一九五七年十月“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经复查认为：王平恭同志属于被错划右派的人。清洗回家，交当地居民委员会管制是错误的。现决定，对王平恭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予以改正，恢复其政治名誉，按规定给予抚恤。

                  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

                                （公章）

      1980年我找到威宁县委右派改正办公室，在那里了解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你父亲历史很复杂。人家的档案只有薄薄几页纸，你父亲却有好厚的一摞。我们也找不到他有啥子言论，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们也讲不清楚。”之后，我又去了时任威宁税务局的局长老雷家中，老雷是山东人，当兵南下到此，解放初就留在税务局工作。他和我父亲共过事，言谈之中了解到父亲是个极本份的人，工作也积极，就是因为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历复杂了一些，便被划成了右派。听闻此说，我心下愤懑不已，战争暴发，谋生艰难，今日不知明日事，工作都是短时的。听母亲说父亲经常失业，要到处去认老乡，托关系。比如去教书，碰上一换校长，没有发给聘书，那下学期也就不用去了。父亲把他那些杂七杂八的聘书、委任状都收起来认真保存，也是由于社会动荡，苦于无奈，因为每到一个地方谋职，总得把这些证书拿出来，用以证明自已的资历和才干。

父亲（二）

      1951年开始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要求所有公职人员都要详尽交待自已的历史，父亲为了说清楚自已的经历，就将这些东西都上交给了组织。经过组织一番内查外调，档案越积越多，但三推六问后，都够不上“历史反革命”的条件。在接着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又要他交代有何贪污收贿行为，父亲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再三逼问也不曾改口，被激怒了时任领导将他送至县公安局关了起来。那时我还没有上学，母亲让我去送饭时，看见父亲被关在公安局在门旁的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堆苞谷草上，头上沾了好些草末。好在，最终也无任何证据，就将父亲放了出来，回原单位继续工作。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