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先生曾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滔滔不绝的流下去，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
我不喜欢《丑陋的中国人》这个名字
这很像出版社的营销策略所为
我喜欢《酱缸震荡》这样隐晦的名字
为了那点可怜的自尊？
可能吧。
极而言之 | 经典语录
1.中国人当然会思考，但不会超出自己眼前三寸厉害范围之外去思考。
2.酱缸文化的形成，儒家只是主要原因，不是唯一原因。我们只可以这么说：无论是中国儒家也好，日本神道也好，阿拉伯伊斯兰教也好，西方基督教也好，只要它定于一尊，没有竞争，不容置疑讨论，它就会丧失生命力，沉淀为一种酱缸，僵化停滞。
3.中国人实际上不过一个平庸的演员，只是外国人所讥讽的“变色龙”，一个投机分子罢了。我认为中国人的质量平庸，不会独立思考，不敢特立独行，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不问是非，只问厉害，而在政治上，也都是不问对错只问立场。
柏杨
酱缸 | 缘起
酱缸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说到酱缸，也许年轻朋友不能了解。我是生长在北方的，我们家乡就有很多这种东西，我不能确切知道它是用什么原料做的，但各位在中国饭馆吃烤鸭的那种作料就是酱。酱是不畅通的，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澎湃。
由此死水不畅，再加上蒸发，使沉淀的浓度加重加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所谓前生因，就是这样。
中国文化中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是“官场”。过去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就在做官。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唯一的追求目的，就是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钱。从前人说，行行出状元，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那时候对其他阶层的人，有很多制度，不能穿某种衣服，不能乘某种车子。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封建社会控制中国这么久，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和力量，在经济上的变化比较小，在政治上却使我们长期处在酱缸文化之中，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
在这种长期酱在缸底的情形下，，使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猜忌。
由于民族的缺乏朝气，我们有没有想到，造成这样的性格，我们自己应该负起责任？中国人的人际之间，互相倾轧，绝不合作。
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斫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年代久远下来，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再不能思考。一切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因此，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事物的认识，很少去进一步地了解分析。在长久的因循敷衍下，终于来了一次总的报应，那就是“鸦片战争”。
举例 |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张灵甫
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张灵甫的人品和武德是人尽皆知的。早年在北大读书时，他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后来弃书长叹“大丈夫当拨乱反正，旋乾转坤，措国家于磐石之安，登斯民于衽席之上”，字里行间涌动着救国救民的殷切之情。
张灵甫是地道的关中汉子，俗话说“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张灵甫正验证了这句话，1925年离开北大，投笔从戎，自此驰骋疆场，戎马一生。抗日战争中，苦战淞沪，血染南京，奇袭张古山，鏖战上高并在此战中腿部中弹、不及医治而终生跛脚。张灵甫一别诸多国民党将领畏敌如虎的怯懦，这也引起了众将的羡慕嫉妒恨。
1945年抗战胜利，张灵甫的74军更是作为“御林军”守备南京。宁沪自古而来就是“文章锦绣地，温柔富贵乡”，多少昔日英雄沉浸于此。作为浩浩荡荡的“劫收”大员中的一员，想要大发横财如探囊取物一般，然而张灵甫却没有“经济眼光”。他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在直接参与接收的过程中，他的“吸金理财”之能远不及其他将领，在王耀武房产遍天下、李天霞妻妾成群的时候，张灵甫在南京的第一个住处还是自己花钱从当地房东那里租来的。在经济上，张灵甫是那样特立独行，是那样“不合群”。
在国军中，高级将领色欲熏心，已然蔓延开来。原74军中又以李天霞为最，甚至有人送其“李天虾”的绰号，因为李天霞经常玩弄年轻女性以至于身体亏损严重，常年走路弯腰，像个虾米。张灵甫对其很不屑，曾公开反对李天霞以办舞会为由，抱着下属太太跳舞，为此李天霞早已心存芥蒂。
张灵甫在军事、经济、作风上堪称楷模，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中国这个讲求“中庸之道”和“酱缸哲学”的国度，自我凸显导致的必然是集体的蔑视。福祸相依，张灵甫的悲剧已然埋下了种子。
选贤举能，挑战潜规则
李天霞虽然好色而阴险狡诈，但他是黄埔三期生，又有过战功，故军中称其为“霞公”。如果说之前张灵甫的洁身自好只是使得李天霞不自在，后来为整编74师师长（即原74军军长）之职的争夺可真的让霞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在回师南京之后，原74军施中诚军长即将离任的时候，早已外任100军军长的李天霞就打起了如意算盘。他托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的关系，想回任整编74师师长，而俞济时与王耀武两位前军长则向蒋介石力荐张灵甫，蒋介石也十分看好这位爱徒，李天霞最终折戟沉沙。此时李天霞早已不是不自在，而是实实在在的仇恨与愤怒。
在孟良崮一战中，李天霞脚底抹油，挥师东向，将张灵甫的右翼完全暴露在解放军的攻势之中，致使张灵甫于孟良崮被围。在蒋介石与汤恩伯的严词训斥下，甚至在部下的苦谏中，李天霞仍然轻描淡写地说：“张飞（张灵甫）不是顶有办法的么？”然后仅仅派出一个连携带旅部电台冒充旅部番号躲在孟良崮附近的一个山洞里掩人耳目，最终使得整编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战死沙场。
按说整编74师师长一职的任免本无可非议，论战功，论军事才能，论军人操守，李天霞无一样占上风。而使得霞公如此震怒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夺师长之位的败北，更在于众人坏了传承千年的规矩。
历来中国官员任免曾有“表层是理论上冠冕堂皇的‘选贤任能’，中层是论资排辈和抽签”之说，“论资排辈”在北魏就已经开始了。古代也有“立嫡，立长，立贤，立爱”一说。在张灵甫千里迢迢投奔王耀武的时候，李天霞已是跟随王耀武多年并出生入死的副官，又一直是张灵甫的长官，还是黄埔三期生，比张灵甫高一期。所以在“潜规则”统治下的中国官场，李天霞占尽了“嫡”与“长”，理应胜券在握，而众人没有按套路出牌，最终使他怀恨在心，欲置张灵甫于死地而后快。
墙倒众人推
或许孟良崮上的张灵甫以其纯正的武德，期待着“中心开花”全歼共军主力的宏伟蓝图，期待着周围近则三五公里，远则十几公里的24个整编师45万人对共军20万人的围而歼之。然而他不知道，此时的他已然不是昨日王牌军的师长，而是一个身陷重围的笼中之虎。
李天霞自不必说，巴不得张灵甫身首异处；桂系的第三纵队司令张淦托辞战斗胶着不听汤恩伯的调遣；黄百韬在张灵甫回绝其向西南突围的建议后，也对救援张灵甫不甚热心，而之前他为张灵甫掩护左翼时却被一纵轻易切断了他与张灵甫的联系，这与黄百韬的踌躇不前多有关联；而整编第9师师长王凌云也为保存实力推诿不前。张灵甫最终只能感叹“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投机者自为得志”，含恨而终。
官场之道，欲求自保还是需要相互关照的，而最简单的方式则是把责任推到已经不会说话的张灵甫的身上，所以张灵甫修路泄露了军事动向，张灵甫撤退没有与后方取得联系，张灵甫没有充分考虑地形贸然上山，甚至连张灵甫曾经收编的用于后勤运输的3000俘虏都成为其失败的原因。而张灵甫在战前向上峰报告的敌情变化，地形不利，但上峰一再要求其固守孟良崮等待强援、里应外合“中心开花”的命令则不复提起了。
张灵甫少年豪情，投身行伍，洁身自好，战功赫赫，这些似乎都不那么重要，在中国这个国度里，不懂政治是无法生存的。而何为政治？同样两个字：“关系”。由“关系”而生成的“潜规则”会摆平一切违规者。历史固有观念的传承，中庸哲学的熏染，利益共同体的结合，让张灵甫这颗党支部工作计划将星过早地陨落了。似乎短暂的悲痛与愤怒之后一切又归于平静，相对于传承千年的中国官场文化，张灵甫显得实在是太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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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自易丘藏书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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