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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04年,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终于结束,战败的雅典一方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雅典城内的精英阶层中,哲人苏格拉底声誉日隆,他的学说在那些萧瑟惶恐的日子似一股激流,冲击着几个世纪以来被视为正统的权威和信仰,他的精神探索构成了今后西方哲学的基础。
民主政府的失败在希腊民众心中散播下怀疑的种子,他们开始思考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是否对国家有利。虽然战争失败的苦果要由整个国家来分担,但雅典的灾难尤其深重,被斯巴达人征服之后,这座历史名城仿佛再也不能恢复其自豪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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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变幻之时制造点事件转移注意力,这是千年不易的政治手腕,雅典城中的政治寡头不愿让民众过度关注即将到来的经济混乱,用苏格拉底当替罪羊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一方面苏格拉底的人气够高,对他的审判将会万众瞩目,另一方面他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大胆直言的性格也是一种潜在的危机。
苏格拉底是勇敢的,他不顾亲友的劝阻,决心挺身对抗腐朽的政治和社会陋俗,他觉得自己作为一名忠诚的雅典公民,有责任指出这些流毒几个世纪的症结。苏格拉底一生跟孔子有相似的一点,那就是“述而不作”,后世对他哲学思想的了解,都是经由其学生柏拉图的著作得来。也正是柏拉图把苏格拉底比作“雅典的牛虻”,他对不完美现实的不断叮咬尽管是出于高尚的意图,却激怒了一些贵族,并最终导致了他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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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柏拉图《申辩篇》记载,苏格拉底的“牛虻”生涯始于他的朋友凯勒丰去德尔斐附近的阿波罗神庙询问,整个雅典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神庙的女祭司断然回答“没有”。对这个回答,苏格拉底本人的感觉是荒谬的,于是他动身上路,去寻找比自己更聪明的人,他拜访了一些有名的政治家、诗人和工匠,却无奈地发现这些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由此苏格拉底得出了一个很装逼的结论:鉴于他本人是全雅典唯一一个认识到自己缺乏智慧的人,而其他人都沉浸在自己拥有智慧的虚妄幻觉中,所以女祭司说得对,他苏格拉底才是全雅典最聪明的人。
正是这番长途旅行装逼的举动,让苏格拉底拜访过的那些名人都觉得很丢脸,他们的群起而攻给了执政者一个借口。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开始了,尽管他竭力为自己辩护,但是在这场以一敌万的斗争中他注定了无胜算。雅典当局判决苏格拉底有罪,罪名是对青年的思想毒害以及不敬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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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雅典的律法,苏格拉底有权提出对自己的惩罚手段,这时他又不合时宜地装了一次逼,提出“在该犯有生之年由政府提供薪水和免费的晚餐,以报答他对雅典的大恩大德”。这种狂妄的建议自然会被视为又一种不敬,于是执政官宣判,苏格拉底必须服毒自尽。
一直到死,苏格拉底从未有丝毫妥协,他一直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在死刑执行前,苏格拉底至少有两次逃生的机会:一次是朋友为他制定了越狱计划,而他拒绝逃走;另一次是法官给他交罚金就可以免死的机会,他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
据苏格拉底的另一位弟子色诺芬回忆,他的恩师觉得死刑正是自己所要的结果,可谓“死得其所”。支持苏格拉底这么想的原因包括:首先,他不想给人留下自己贪生怕死的印象;其次,以他的性格,逃到任何国家也难逃同样的命运;最后,他觉得逃走的话,就违背了自己与雅典的“社会契约”,换句话说,他宁愿一死来捍卫雅典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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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献身并不一定要在战场上,勇敢无畏的苏格拉底接过那杯毒芹汁的时候,脸上没有半分恐惧,而是一口饮尽。柏拉图在《斐多篇》里记下了苏格拉底最后的时刻:
“饮下毒药后,他按照指令四下走动,直到双腿麻木。他躺下后,行刑人将双手放在他身上,片刻后检查了他的腿脚,用力按压他的一只脚并问他有没有感觉。他回答说:‘没有。’接下来又检查他的大腿,就这样一直向上,他的身体一点点变得冰冷僵硬。行刑人告诉他,这种麻木感到达心脏时,他就没命了。当麻木感延伸到腹股沟部位的时候,他揭开脸上盖着的布,说出了最后的遗言:‘克里托,我们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请不要忘记还债。’苏格拉底的朋友克里托则回答道:‘我会替你还债,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苏格拉底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的身体颤抖起来,行刑人再次揭开他的蒙面布,他的眼神已经僵直,随后克里托帮他合上了口和眼。”
对于苏格拉底的遗言,后世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他愿意把自己奉献给医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以祈求他治愈雅典的厄运。这段遗言后来被讹传为苏格拉底死前念念不忘自己还欠邻居一只鸡,连翻译柏拉图著作的朱光潜先生也是这么认为,那就错得有点离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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