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重读《资治通鉴》，读到唐纪、后梁、后晋、吴越、后蜀等历史，颇有感悟。朝代兴亡更迭频繁，崇尚武力，忽视德行，造成‘’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一.信任宦官。鉴于东汉末年宦官横行，唐太宗在世时明令宦官官职不得过三品。唐玄宗晚年，对太监宠幸太过，开始有穿绯衣紫的高级宦官，开始介入朝廷的重大决策，甚至宰相的进退都要咨询一下太监的意见。高力士、鱼朝恩、李辅国、程元振，仇士良等都权倾一时，鱼朝恩逼迫哥舒翰出战潼关，‘’百万将士皆为鱼鳖‘’，李辅国辅佐肃宗代宗登基，对代宗指手画脚，结果被代宗用派人杀掉。而仇士良对唐文宗更是过份，同时以谋反罪名杀掉四个宰相。仇士良又拥立唐武宗，武宗就不是那么好糊弄，渐渐削减他的权利，废黜在家。仇士良在离开京城时，还给手下人传授经验:‘’一定不能让皇帝闲着，让他时时有娱乐项目，这样他就忘记怎么治理国家。不要让他读历史，接近读书人。因为看到前代的兴亡更迭，他会很害怕，就不会听我们的话了。‘’仇士良死的时候，唐武宗还是看在以往情分，虚赠他一个扬州大都督官衔。死了几年后，唐武宗借口他家藏有武器，判了抄家之罪，仇士良家族就飞灰湮灭了。
历史上宦官横行最严重在于晚唐，像东汉的宦官，手上并没有军队，只是皇帝授予他们恩泽，让他们能够横行。而在唐朝，宦官拥有禁卫军甚至军队的指挥权，像李德裕、裴度、郭子仪都吃过太监的大亏，朝政就顺理成章的紊乱。
二.节度使权利太大，导致藩镇割据。
唐昭宗和唐僖宗时期，由于中央政府的失策和指挥不灵，很多藩镇经常造反。朝廷经常派出部队镇压后，又形成新的割据势力，所谓驱狼得虎。节度使拥兵自重比比皆是，节度使手下的将领也经常把节度使杀掉，然后让校尉联名上书朝廷，朝廷力不能制，不能平定叛乱，只有‘’乱判葫芦案‘’，把节度使位置给了叛乱者。另外叛乱经常时起彼伏，朝廷对付不了太多人，只好赦免罪行相对比较轻的节度使，也给叛乱者有讨价还价的法码。像李愬雪夜袭蔡州时，吴元济反叛已经有几十年了，朝廷打打谈谈，搞得尾大不掉。闽有王潮、王审知兄弟，吴越有钱镠，吴有杨行密、徐温，蜀有孟知祥，楚有马殷。这些将领独立一国，只有表面效忠，父死子替，兄终弟及，只需要向朝廷打份报告就好，是否向中央政府纳税供奉就看各节度使的心情。唐朝实际只对中原少部分地区拥有实际控制力，经过王仙芝、黄巢起义后，唐朝的控制力下降，甚至需要引进沙陀部队进京平叛。李克用和朱温原来都是叛将，唐不得已而用之，朱温最终篡唐自立。
唐朝末年，因为朝纲紊乱，很多政策没有远见，都是屋漏补屋，船破补船，没有系统性考虑问题，在赏罚方面又不严明，造成上陵下替，渐渐节度使离心离德。唐僖宗赏赐给唱歌唱戏的优伶以巨万计，而对平叛部队官兵每人只有几匹绢或者几十缗钱。所以唐朝的灭亡其实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在不知不觉中帝国的基石被破坏，国家很快从兴盛转入衰败而至于亡。
三.党争不断也是唐朝的一个大问题。
唐朝的党争很早就出现了，出现了各个山头。这些山头经常只顾私人恩怨，而不顾朝政大局。在武元衡当政时期，同平章事李吉辅和李绛就因为意见不一，互相攻击。在对待叛乱的节度使上，战和抚都是两难。到了最后，在原则性问题上互相扯后腿。而平卢节度使李师道交接宰相，互为表里。最后李师道了解朝廷里主战的人是武元衡，派人刺杀了武元衡，导致官员上朝都需要出动大量护卫队。牛僧孺和李德裕的‘’牛李党争‘’，持续数十年，互有胜负，对朝廷政策产生很坏的影响。牛僧孺和李德裕都曾经被贬出中枢，也都主政一时。二人只分亲疏，不问对错，所以政策就左右摇摆，对国家政策的执行和用人造成混乱。最后牛李党争以唐宣宗窜逐李德裕而告终。可是这样的党争最后没有胜利者，失败下台的人屡屡给得势的人制造困扰，党争和宦官专权伴随着唐朝走向覆灭，甚至对后晋、后梁的政治都产生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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