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都去哪了

吕文新：爸妈都开会去了。

1.

小时候，北票一中的教职工都住在教工宿舍里，全家三顿饭都在学校食堂吃。爸爸妈妈白天开会政治学习，晚饭过后接着学，没有时间看孩子，就把孩子送到农村的奶奶家或姥姥家。

我去的是二姨家，天天在炕上玩。炕席太旧，翘起的高粱篾划破了我嫩皮嫩肉的小脚指，疼得我大哭，喊着要找妈妈。二姨夫抱起我到院子里，吓唬我说，“别哭，大老虎来了，”然后指着一头小驴让我看。我看见了小驴又大又黑的眼睛，还有长长的睫毛，像个小姑娘一样，就不再哭了。过了好多年，我都以为大老虎就是小驴的样子。

有些老师是被从大城市下放来北票的，大城市里的主副食都凭本凭票，没办法养活多余的人口，所以他们只能把孩子送到附近别人家里，孩子们称之为”阿姨家“。那时的阿姨和现在的阿姨可不一样。那时的阿姨对孩子比对亲生孩子还要上心。孩子们并不在意很晚才来接自己去“自己家”睡觉的爸妈都去哪了。

2.

当被送到农村的孩子开始追问“爸妈都去哪了？”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把老人和孩子一起接回来。家属院里多了慈祥的王奶奶，热心的刘奶奶，胖胖的孙奶奶和瘦瘦的李奶奶。有奶奶的家里，总是有很多小孩子去玩。

我家没有奶奶，来的是姥姥。姥姥是小脚，穿着黑绒面的尖尖的小鞋，走几步路就说累得要出汗了。姥姥笃信身上出汗会溻了衣服，所以，她只要进了屋，就插上门，光着上身。妈妈当然受姥姥的教育，稍微热一点儿，也马上光着上身。所以我家大门总是关得紧紧地，没有小孩来我家玩。

忘了那时的老人们都睡在什么地方了。那时的教工宿舍，每家都只有一间屋。一铺炕睡全家。

3.

当孩子们上小学了，能在脖子上挂钥匙自己开门了，某些有老人的家里就热闹了——两口子开始为鸡毛蒜皮干仗，干得老人管也管不了，看也看不下眼，一甩袖子，回乡下去了。老人一走，两口子就恩爱如初，怀了老二，生出来后还得要去开会，老大就抱着老二到处问“爸妈都去哪了”。没办法，不得不再把老人接回来。如此反复，直到老三老四。等最小的孩子长大了，老人也老了。老人开始生病了，老人开始唠叨了，孩子们开始烦老人了。老人觉得真干不动时，就主动回老家了，再也不回来了。

当然，不是每个有老人的家庭都是一地鸡毛(有老人的家里都养鸡)，关键是看那家的爸爸妈妈有多大的忍耐力。忍得下去的家庭都会被居委会授予一个“五好家庭”的小铁牌，钉在大门上。

4.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哥哥姐姐比我大很多，已经下乡去了。我自己去食堂吃饭，自己用钥匙开门，晚上自己在家，想问“爸妈都去哪了”也没人可问。

自己在家有点儿害怕。怕的是窗台上突然冒出半个骷髅头，还怕门后突然闪过一张蓝色的脸。这些都是院里的大孩子们讲的手抄本里的故事。至今，我每次做噩梦，场景都是小时候的那个屋子。

怕得厉害时，便从屋里逃出来。也奇怪，站在黑夜里，反倒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有时，我从院子里出来，站在家属院的入口处，隔着大操场盯着学校的大门。看见大人们散会出来时，再跑回屋里，等爸爸妈妈进来，装出我一直守在屋里很乖的样子。

5.

姐姐因病从知青点儿回来了。姐姐在家里做饭，全家都不用去吃食堂了。晚上，有姐姐陪我，我也就很少问“爸妈都去哪了”。

前院的H没有姐姐。她和我一样大，有两个小妹妹都送到阿姨家去了。晚上没有人陪她。

她也听过骷髅头和大蓝脸的故事，也被吓得不敢独自在屋里呆着。而且，她比我多怕一样东西：黑夜。她黑天后不敢出门，连厕所都没法去（厕所在大操场的另一头），她总觉身后跟着一个人影。

她来问姐姐“爸妈都去哪了”，并求姐姐在黑天后到她家去陪她。她不能到我家来，因为她爸妈不许她出门。姐姐还要陪我呢，只好带着我一起去她家。

男孩本来是不和女孩在一起玩的，现在都归姐姐管了，不得不听姐姐指挥。姐姐领我们一起玩撮嗄拉哈、翻绳、踢口袋、跳猴皮筋，还在屋地上玩“划船”。就是双手搭在对方肩上，双脚并拢，让对方坐在脚面上，然后一个伸，一个缩，就像划船一样，在地面上坐着前后移动，屁股上一点儿土也蹭不着（那时屋内屋外的地面都是土的）。

我和H在初中时是同班。那时，男孩女孩已经不说话了，我俩也不例外。H在初三时就随全家回到了大城市，至今再也没见过面。但每当我见到‘青梅竹马’这个词的时候，就会想起她。

6.

同一趟房的L老师家刚生个小孩，孩子没奶奶也没姥姥，只好把孩子的舅舅接来了。孩子舅舅和我一般大，初二，就插到了我们班，我俩成了好朋友。虽然我叫她姐姐L阿姨，但我从不叫他L阿舅，我就称呼他的名字L。

初二时，我的姐姐已经到朝阳去工作了，晚上没人陪我了，不过我已经不怕自己一个人在家了，况且我经常和L及小宝宝在一起，我已经不在乎“爸妈去哪了”。

但有那么一个晚上，还是很难熬的，就是元旦之夜。

北票一中的规定是，元旦之夜，全体老师要开新年座谈会。孩子们和父母在食堂吃完晚饭后，被直接领到会议室。这是一年里唯一的一次，孩子们被允许出席父母们开的会。尽管花生瓜子水果糖都可以随便吃，但小孩子们很快就对大人们的发言感到腻烦了，都跑到走廊里去玩。

我已经到了不想与大人们掺合的年龄，L更不想。所以我们俩就得自己解决吃晚饭的问题。

好在“红光饭店”还开着，那时的法定假日很少，并且提倡在节假日里为人民服务。也许那天晚上人人都有新年座谈会可以参加，空荡荡冷冰冰的饭厅里，只有我们俩加一个抱在怀里的小宝宝。

L和我分别买了一模一样的饭菜：一块钱一盘的溜丸子，一毛钱加四两粮票一碗的大米饭。丸子是回锅的，里面没热透。米饭出锅很久了，米粒有些干硬。

以后每当吃新年晚宴时，我就想起和L吃的这顿饭。越想越凄惨。

不知L还记不记得那顿饭。可惜不知怎么问他。他姐姐的孩子稍大一点儿时，他就回到老家去了。

7.

到了高中，政治运动不像以前那么多了，爸爸妈妈很少在晚上出去开会了，就在家里看着我学习。八十年代初，家里的生活条件没有什么改变，还是那个只有一间房的屋子。屋里只有一个写字桌。爸爸妈妈就坐在炕上看着我。为了不影响我，他们不听收音机(那时黑白电视机还未普及)、也很少说话，就想陪着我，补偿十几年来陪伴的缺失。他们不知道，我当时就想一个人待在一间屋里，只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我已经长大了，再也不需要问“爸妈都去哪了”这样的问题了。

吕文新
二〇一七年五月
于新西兰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