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如何当好一个领导人？或者说当领导的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或者说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如何领导一个单位？老子描绘了四种状态。
最好的结果，是国君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而百姓仅仅知道有这么个国君。国君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老百姓知道有这么一个国君而已。但前提是得通过无为之治，把国家治理好，而不用讨好百姓，或者不能让百姓受罪。按照老子的这一理论，治理一个大的单位（企业）也应当是这样。在这样的大单位或企业里，普通员工很难见到领导，但是，如果领导能把单位或企业治理得很好，员工生活幸福，甚至不知道领导是谁，就是最好的状态。庄子学派是不不屑于当国君的，如果“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但是，这种理想的状态大概是很难实现的。汉初统治者治理国家，也只能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毕竟，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仅仅依靠百姓的自觉，或者放任而为，是很难有理想的效果的。
次一等的，是百姓知道他、亲近他、赞誉他。有些当国君或领导的，确实能够为民办实事。传说中的大禹为了治水，曾三过家门而不入；周公辅佐周成王时，就曾经“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从而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拥护。治理国家，是为了内让百姓生活幸福，外不受敌人侵犯。如果仅仅讲求无为而治，一旦内忧外患发生时，却必然使国家遭到覆灭，百姓遭殃。虽然道家强调“无为”不是什么也不干，但是，一旦采取措施，就是一种“有为”的行为。
再次一等的，是百姓害怕、畏惧这样的国君或领导。历史上所谓的“暴君”，大概就是这样的。传说殷纣王用炮烙之刑对待他的大臣和百姓，最终被商汤率领百姓推翻。司马迁在作《史记》时，采用了历史传说，说：“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史记·殷本纪》）秦始皇滥用民力，内修阿房宫和始皇陵，外修长城，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苦难，至二世胡亥时，终于激起民变，发生了陈胜吴广起义。
最下等的，是百姓蔑视他甚至侮辱他。某公司旗下的子公司曾发布通知，要求公司总部、省、市、县各级机构全体员工，学习、熟读、并背诵集团公司董事长“金句集锦”，还要求总公司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各级机构一把手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带头讲金句、用金句，通过集中学习、个人自学、背诵打卡等多种方式，确保全体内勤人员将金句内容牢记于心、付诸于行，甚至要求完成全员闭卷通关及考试，并对考试成绩进行汇总,纸质试卷需妥善保管，以备检查。这种行为，终为众人笑。
所以，老子总结说，缺乏诚信的统治者，也就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
老子在第18章说，因为大道被废弃了，所以才提倡仁义；由于智谋的产生，才出现狡诈和虚伪；家庭六亲不和睦，才知道谁才讲孝慈；国家陷于混乱，才看出谁是忠臣。按照老子的这番理论，国君要讲诚信，是因为现在很多国君不讲诚信了，“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由于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必然会出现正、反两方面的情况，道不存仁义废，就会出现仁义；有智谋，就会有虚伪；六和不和，就会有孝慈；国家有大治，也必有昏乱，就会有忠臣。在这里，老子终于从正面提出要讲诚信，只有诚信治国，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
儒家是最讲诚信的，包括个人修养和为政治国。仁、义、礼、智、信，又称儒家“五常”，是儒家提出的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并扩展到为政等各方面。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孔子说，只要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战备以及人民的信任就可以了。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人都难逃一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什么都谈不上了。
治理天下的最佳状态，就是好的国君、领导者，仿佛远在天边，百姓都很少听到他的说教。所以，如果天下大治，万事顺意，百姓都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事。这也是老子“无为”思想的体现。但作为和谐社会来说，君、民能亲之、誉之，应该是一种更加理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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