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
开放是一种思维方式
1954年,爱因斯坦悲观地预言:“除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一切都变了,我们随波逐流漂向空前的灾难。”至少从过去60年的时空跨度看,爱因斯坦关于“空前的灾难”的判断并非完全正确。人类在过去60年经历了许多重大危机,包括21世纪以来由美国引起的两次金融危机,为什么都能艰难度过?就在于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爱因斯坦忽略了这一根本点:恰恰由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因应环境而做出的改变,从而使人类总是能够在危机中找到机会,实现新的进步。
华为20多年的跨越式发展,恰恰也是由于华为文化的开放性。大公司与老牌企业,往往有其高贵、傲慢、自信的历史禀赋。它们往往坚持一种固有的范式,举手投足无不展现着经典与传统,它们不屑于在潮流面前做出改变,所以普遍僵化而封闭。谷歌、苹果、华为这些新派公司为什么能后来居上?就在于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历史”是劣势,但在日新月异的变化大于变革的时代,却很可能是优势,它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可以打破旧的规则,并参与新规则的制定。华为正是在开放精神的推动下,形成了自身“亦中亦西,非中非西”的包容性特征,这也是华为快速成长的奥秘之一。
任正非本人,就是一位“亦中亦西,古今兼学”的开放型商业思想家。任正非具备极强的学习能力,看电视剧《大秦帝国》,对商鞅这位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悲剧性改革家,任正非充满了敬重,又充满遗憾:商鞅变法的路子是对的,可惜太激进,变革不能太激进,会人为增加变革的成本。他极度欣赏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并自称是“拉宾的学生”,而在他眼里强硬派的沙龙只不过是短视的政客。拉宾“以土地换和平”的观点,体现着一位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也成为任正非治理公司的精神财富。
2009年,任正非以美国五角大楼的“最后的晚餐”为例讲道:“现在金融危机引发市场动荡,未来的形势不可知,我们不希望下沉的是我们这一条船。既然我们只乘一条船,唯有方向清晰,坚定不移,艰苦划船……”所谓五角大楼的“最后的晚餐”,是指1993年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威廉·J.佩里在五角大楼宴请各大军工企业的老板的一次著名晚宴。在这次宴会上,佩里讲道:“未来的市场竞争太激烈,不可能所有的公司都活下来。”之后的十几年,美国掀起了军工企业的合并浪潮,从20世纪80年代约50个主要军工供应商,到2002年仅剩下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5家跨军种、跨平台的主承包商。
从创立华为那天起,华为就把自身定位为一个“开放型组织”。任正非深感不能把华为变成“土围子”:“开放是公司生存下去的基础。如果我们公司不开放,最终就要走向死亡。开放要以自己的核心成长为基础,加强对外开放合作。华为坚持开放的道路不能动摇。开放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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