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关于余北

作者: 张长歌 | 来源:发表于2023-10-03 17:58 被阅读0次

【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1

我再一次见到余北是在2013年的大年初三,那是一个雪夜。鹅毛般的大雪从灰黑色的天空中洋洋洒洒地飘落下来,我沿着马路边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时不时地会回过头去看身后有没有向我驶来的出租车,可路程已走了一半,别提出租车了,就连私家车都很少见到,于是我索性就加快了步伐,也不再回头看身后了。

马路上的行人同样少见,他们像我一样,都被身上的衣物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他们低着头缓慢前行,在与我擦肩时,还特意向另一边让一步,仿佛是怕我们会彼此相撞一般。我穿过了一个十字路口,眼看着目的地就要到了。这时,我忽然闻到了一股浓重的爆竹的气味,我迈开大步继续向前走着,便看到了雪地上有一片鞭炮燃尽后残留下的红色纸屑,在这一片纸屑的旁边,我看见有一个歪戴着棉帽的老人正弯着腰扫着这些纸屑,我在走近些,才看清是个老头,他也抬起头看了看我,可他的样子就好像什么都没有看到一般,然后,便继续弯下腰去扫地上的纸屑,他把纸屑扫进矬子里,再将矬子里的纸屑倒进自己身后的编织袋里,一遍又一遍,直到地上只剩下灰色的雪。

我从他的身后走了过去,踏上了台阶,台阶上面就是我要去的那家烧烤店了。我站在店门口,脱掉了帽子摘下了围脖,又重重地在地上跺了跺自己鞋底下的雪。我推开了烧烤店的半扇门,迈进了一条腿,下意识地回过头去看向了那个在台阶下扫纸屑的老头,他还在那里弯着腰默默地扫着,就好像那些雪地上的红纸屑,永远都扫不完似的。

“长歌,这边!”

“唔……”我急忙转回头看向了店里,建阳正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边对着我傻笑。

“你怎么这么慢?”

“我走着来的,”说着,我便脱下了棉服,将它同帽子围脖叠好,放在了另一把椅子上,“你可好,离得近,这一路连个出租车都没有。”

“今天上哪儿有出租车去,大年初三,还下大雪。”建阳刚拿起桌子上的菜单,紧跟着,一个腰间系着脏围裙的女服务员便走到了桌子边,建阳斜着眼睛看了一眼,说道,“你家生意挺好的?”

“……”女服务员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一排洁白的牙齿,笑着回应道,“一般早就上人了,今天天儿不好。”

“羊肉串来五十,鸡翅来仨,嗯,我看看,护心肉……”

“要这么多干吗,咱俩吃不了。”

“谁说就咱俩,还有别人呢。”

“谁?”

“来了你就知道了,你认识的。”随后,建阳又点了一些,他对服务员说,“先烤着,不够我们再点。”他说完,服务员便点了点头,走了。

“谁?”我又问了一遍。

“你还记得余北吗?按理说呐,你俩应该更熟。”

“哦,他呀。你俩怎么……”

“哎,”我话还没说完,突然,建阳就站起了身,“来了,余北。”于是,我顺着建阳的视线回过头看向了门口,接着,我也站了起来。

“长歌!”余北就像我刚进店里时一样,手里拿着帽子和围脖。他瞪大了眼睛,意想不到地看着我,“我以为谁呢!原来是你呀!”

“是呀,”我拍了拍余北的肩膀,建阳把他让进了里面的座位,“可有好些年没见到你了!”

“得有七八年了。”

我们各自坐下,我同余北又寒暄了几句后便不再言语,我本是个不愿多说话的人,反而建阳倒是个话匣子,他跟余北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我只坐在他们对面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其实在一刻,我是在想余北这个人。

余北是我小时候的邻居,从幼儿园到初中,我俩一直在一个班,谈不上有多要好,倒是放学时一起回过几次家。那时的余北是个淘气的孩子,他长着一张猴子般的面孔,大眼睛、瘦腮帮、尖下巴,还有一对招风耳,他的身体也瘦弱,跑起来上蹿下跳的,倒真像是一只猴子。

我记得在上小学二年级时,学校组织六一活动,我们班要排一出舞台剧,我们班主任思前想后、绞尽脑汁,最终决定要排《西游记》,不知是她看这部电视剧看多了,还是我们看多了,班里的同学们面对着这样的决定都很兴奋,踊跃的情绪堪比冲进商场里抢免费鸡蛋的老太太,班主任也同样为自己这个费尽了心思才想出来的主意感到满意。接着,她又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可称得上是英明。她站在讲台上面带和蔼的微笑,看着一双双高举在空中的小手,说道,“猪八戒、沙和尚、唐僧,还有白骨精一会儿再说,这个孙悟空呐,余北!你来演!”班主任话音刚落,只见余北噌的一下就蹦到了自己的板凳上,他叉着腰,摆出了一副舍我其谁的姿态,说道,“我演就对了!”

主角选定后,余下的同学要排练合唱《敢问路在何方》,而主角除了要排戏,班主任还要求主角回家后要让家长做出各自相应角色的面具,不求有多精致,只需让人看得出演的是谁就行。半个月后,六一到了,班主任和同学们都早早地来到班级,班主任坐在讲台上,检查着主角们的面具,可到了余北时,余北却什么都没拿,班主任便问他,“你面具呢?”他说,“我妈没给我做。”班主任又问,“为什么不给你做?”余北说,“我妈说我用不着。”班主任看着两手空空的余北,眼神由责怪慢慢变成了理解,“这倒也是,”她说,“可怎么着也得有个金箍呀。”

后来,班主任用几根柳树条给余北编了一个金箍,然后她看着戴上了金箍的余北说,“就这么着吧,是挺像只猴子。咳,六一嘛,校领导高兴就好。”

时隔多年以后,余北曾自嘲,“我那会儿哪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我那是希腊女神三打白骨精。”

我偷偷地端详着正与建阳说着话的余北,他还是那个样子,只不过是轮廓大了些,我想,这倒是难得,这世上也没几个人能做到长大了,还像小时候。

“哎,长歌,你找到工作了吗?”余北忽然问我。

“哦……没呢,你呢?”

“我在温泉度假中心那儿待了一段时间,没什么意思,算是实习吧。”

“你学的什么?”

“工商管理。”

“那倒不错……”我微微抬起头,看见那个女服务员向我们这边走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一把羊肉串。

“你有什么打算吗?”余北拿起了一根刚放在托盘上的羊肉串,继续问道。

“我想考研。”

“咳,考研,不如考编。”建阳也拿起了羊肉串,同时递给了我一根,“现在呐,大学生是条狗,研究生满地走,你以为你是天之骄子,等你抬头一看,满大街都是天之骄子。”

“我倒不这么认为,”余北说,“人有目标就总要搏一搏,搏一搏……”

“摩托变单车。”建阳急忙插话,“哎,你不是说过你要开个店嘛,想开什么店?”

“我就那么一说。”余北侧目看着女服务员,她刚刚又向托盘里放了几根鸡翅、鸡脖和鸡心,“我就是不想上班,不想让别人安排我的生活,安排我的作息,安排我每天要做的事,然后给我一些钱让我听话。我从小就不听话,长歌你应该知道,我很少听话。”

“唔……”

“我就是个自由散漫的人,我适应不了那套规则,”余北说,“如果说不按照那套规则活就活不了的话,那我不认为这是个合理的社会。这就像咱们上学那会儿,有的学生就是没法适应学校制定的那一套规则,他们天生就那样,可就有人说他们是坏学生,其实他们不坏,他们只是难受而已。”

“唔……”

“反过来想,”余北继续说,“这一套套规则就是最合理的吗?看看过去,哪一套规则的制定者不认为自己制定的是最合理的,可不还是一一被推翻……”

“得嘞得嘞,余北,”建阳打断了余北,“可不敢跟你聊天了,你这思想太危险。”

“说还不让说了。”余北伸出手到桌边拿了一张纸巾擦了擦手,“喝酒吗?”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身旁的建阳,建阳像是不愿搭理,可又微微点了点头。

“喝点儿,我不太能喝。”

“我也不能,喝两瓶就多了。”余北回过身对着女服务员招了招手,“拎一提啤酒。”

接着,我们便喝起了酒,谈论的话题也渐渐地没了边际,从社会热点到明星八卦,从国际新闻到世界末日。余北确实如他所说,在喝下了一瓶啤酒后,他的那张嘴就说个没完没了,声音也变大了,我想,好在建阳同样是个健谈的人,不然,我还真不知该怎么同余北把天聊下去。

我们这顿饭从晚上7点一直吃到了9点半,建阳结了账。我们走出门口,外面的雪还在下,余北搂着建阳的肩膀一个劲儿地说明天他请客。建阳说,“快回家吧,机会有的是。”接着,我和建阳便同余北分开了,由于我与建阳要走的方向有半段路程是同路,于是我俩决定步行,反正也碰不到出租车。

“你俩是怎么认识的?”我和建阳并肩走着,我问他。

“我俩在一个大学,我没跟你说过?”

“说过?我记不得了。”

“大二时认识的,一个同乡聚会,我看他面熟,觉得小时候见过他,就问他是不是街里的,一问还真是。”

“嗯,他初三时就搬家了,去市里了,高中在市里读的,我有很多年没看见他了。”

“现在又搬回来了。”

“他是怎么知道咱俩认识的。”

“就闲聊聊起来的,我说我高中有个同学,关系特别好,然后他就说,那是他发小儿。你俩算是发小儿?”

“咳,就是小时候的邻居,上学时是同班,也没怎么在一起玩儿过。”

“他人倒是有意思,尖嘴猴腮的。”

“打小儿就那样,没变。”

“他人不坏,有一说一,这人心里藏不住事儿,倒是实诚。”

“没变,一直这样。”

在之后的一个月里,我们三个人又见了几次面,余北依然是山南海北地说个不停,建阳则在一旁似笑非笑地帮着腔,我听着,时常听得云里雾里,却总觉得爱听。等到出了正月,我们便忙各自的事情去了,也就不再相聚了。我与建阳倒还是一如既往的要好,我们有我们的小圈子,那些高中时期交下的朋友们,我们有属于我们的话题,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过往经历,于是我就想,看来建阳是不打算把余北拉进这个小圈子里的,因为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就再没听建阳说起过余北这个人,即便我们大部分时间里,生活在同一个地方。

2

这一段时间有多长?

直到2016年的夏天,我们三个人才又一次坐在了同一张饭桌上。其实要说在这些年里建阳没再提起过余北难免显得有些决绝,他提起过,可只是一带而过罢了。我也曾在大街上碰到过余北,也不过是停下脚步闲谈几句,然后便各自走开了。我细细回想,像余北这样的人在我过往的生命里倒是出现过几个,他们没对我产生过什么影响,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们也没在我的生活里掀起过什么波浪,更何谈大的或是小的。我们称他们为过客,或许来的时候很隆重,可往往去的时候,却是悄无声息的。

那是一个炎热的午后,我刚刚逃离了太阳的暴晒钻进了屋子里,此时,我的手机响了,我掏出手机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

“喂,哪位?”

“哎,没听出来?”

“嗯……不好意思。”

“我是余北!”

“嘿,是你!我还在想是不是打错了。”

“没打错,我问建阳了,他说你没换号!”

“哈哈,你挺好的?”

“嗯,我挺好。”余北稍微地顿了顿,说道,“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你现在忙吗?”

“我不忙,你说。”

“本来……我是想让建阳跟你说的,可后来一想,还是亲自告诉你吧,毕竟……”

“哎呀,你说就行。”在那一刻,我的心里出现了一个念头,就是余北遇到困难了,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会去帮他。

“没什么大事儿,”余北还是显得有些扭捏,“我要结婚了。”

“咳,吓我这一跳,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儿要借钱跑路呢!”忽然,我感到自己轻松了许多,便同余北开起了玩笑,“这是好事儿!什么时间?”

“下个星期六,北城酒店,你可得来!”

“好,我去!你都亲自打电话了,我能不去嘛。”

“那好,别记错日子,你和建阳一定得来!”

“记不错,那你……”我本想问问他需不需要帮忙,可话到一半时就被我咽回去了,“行,我记着,你放心。”

“那好,你忙吧。”余北挂断了电话。

我盯着还未熄灭的手机屏幕看了看,然后又抬起头瞧了瞧屋外明晃晃的太阳,我没把手揣回兜里,而是直接给建阳拨了过去。

“喂,睡觉呢!”建阳说。

“你这个年纪是怎么睡得着的!”

“滚一边儿去,谁困谁难受。”

“夜班?”

“嗯。有事儿?”

“你猜什么事儿?”

“余北结婚。”

“你知道还问。”

“他还真给你打电话了,”建阳重重地打了个哈欠,嘴里发出了呜哝的声音,“我以为他不会告诉你呢。”

“你去?”

“嗯,我俩大学同学,我能不去嘛,你呢?”

“人家都打电话了,我也得去。”

“那怎么着,你什么意思?”

“我随多少?”

“你随……”建阳又打了个哈欠,“随个五七八百的。”

“你随多少?”

“一千。”

“那我就五百了?”

“嗯,你自己看着办,你俩本来……”建阳没把话说完,可我知道他想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建阳继续说道,“这种事儿就是怪。”

“什么怪?”

“你想,他结婚咱们掏钱,合着是咱们花钱请他结婚。”

“然后呢?”

“然后你再想,钱咱们花了,是不是算入股了,是不是也得参与他婚后生活,要不咱们花这钱,为了什么?”

“祝福呗。”

“那我说几句吉祥话不得了,这种事儿,”我听到建阳在自己的床上翻了个身,床发出了吱吱的响声,“钱花了,一点儿好处没有,以后人家两口子过上小日子了,还不见得搭理咱们呢。”

“这就是个情谊,等你结婚了,他不也得祝福你。”

“情谊?平日里见不着个人,结婚想起咱们了?就这情谊,不要了能怎么着!至于祝不祝福的,到时候他要是能给我说几句吉祥话,就算我这十张一百元没白花!”

“那得了,我不打扰你休息了,人家结个婚,倒把你结得不自在了。”

“唉……到时候等我电话。”

余北结婚那天,我和建阳早早就来到了北城酒店。这家酒店很偏,它所处的地带是一片开发区,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里会变得繁华,可现在还没有,如果不是今天这里有一场婚礼要举行,恐怕这家酒店前面的大街上,连车辆都很少见到。

我和建阳走进酒店大厅,建阳边走边对我说,“我昨天说的话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过分?那倒不至于,反正也没人听见。”

“走,”建阳伸出手指了指大厅的北面,“那边,随礼去。”

于是,我俩走向了婚礼大厅的北边,来到了一张小桌子前,这张小桌子看上去就像学校里的课桌,我探着头看了看,没有看到礼账,我刚想问问身边的人这里是不是随礼的地方时,建阳在一旁说,“喏,桌子上有红包。”我俩从桌子上一人捡起一个红包,我打开,里面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俩便知道这是做什么的了。

我和建阳离开了那张小桌子,走到了一张大桌子边坐了下来,我从兜里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五百块钱塞进了红包里,接着我抬起头环视着周围,这时我才发现,在这个大厅的各个桌子边,有许多像我和建阳一样的人在往红包里塞钱。我对建阳说,“我去拿支笔,得写上名字。”我看着建阳,他也刚刚把钱塞进了红包里。

“等下。”我说,“你这是一千?”

“哦。”建安轻巧地耸了耸肩,“五百。”

“你不说要随一千吗?”

“我说了,我昨天说的话过分了。”

“哦,你指的是这个。”

我向另一张桌子上的一个中年男人借了笔,我俩在红包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便再次返回到了小桌子前,这时,这张桌子上多出了一个红箱子,冷眼一看,倒像是一个捐款箱。我俩把写了名字装了礼钱的红包顺着红箱子上面的小孔塞了进去,接着,建阳对我说,“真会玩儿,晚上回家坐床上挨个拆,跟拆盲盒似的。”

“说实在的,”我边说着,边同建阳向着大厅门口走了过去,“这招儿也够损的,你想,要是写礼账,估计事后也就大致看看,这一个个地拆,要是谁家亲戚朋友的随少了,也够磨不开的。”

“写礼账也得好好看,以后得还呢。”建阳说着,便走出了大厅。大厅外的太阳光明晃晃地格外刺眼,我向前迈出一步站在了阳光下,我目视前方,不远处已经立起了充气拱门,拱门下是一条深红色的地毯延伸至大厅门口,地毯两侧摆着各色的花篮;在拱门外,有两辆小型吊车停在一左一右,吊车的挂钩上系着两挂鞭,在它们中间的地面上还有一挂,被摆成了心形。看来,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没意思,走,进屋。”建阳有气无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于是我便跟着他又走回了大厅。此时大厅里人多了起来,我们俩还没走几步,就被一个烫了一头卷发的中年女人拦了下来,她看上去有五十多岁,面色虽有些黯淡,但难以掩盖她的喜悦之情,她穿着大红裙子,胸前别着一朵比裙子还要红的花,她和容悦色地对我们说,“你们是朋友还是同事?”

“余北的朋友。”建阳说。

“噢,那边,去那桌。”她抬起手向着大厅最里面指了指,“朋友都坐那桌,去吧。晚上还等着你们闹洞房呢!”说完,她就掩着嘴笑了起来。

我和建阳尴尬又不失礼貌地点了点头,便向着她指的那张桌子走了过去。这张桌子已经坐了几个人,我俩也没挑位置,随便坐了下来。建阳的另一边有一个胖子,我俩坐下时,他对着我俩笑呵呵地点了点头,同样尴尬又不失礼貌。

“哟,咱们这儿够远的。”建阳伸直了脖子,向最前边的礼台上看了过去。

“是,”他身边的那个胖子说道,“朋友都被安排到后面了。”胖子边说着,边用餐巾纸擦着自己脑门上的汗。

“你是……”建阳说,“余北朋友?”

“我是新娘朋友。”

“哦哦,你好。”建阳赶紧伸出了手。胖子见状,也伸出了手,“你好,你们是……”

“我们是余北朋友。”

“新郎叫余北?”

“对。嘶,还真别说,”建阳转过头看着我,歪着嘴笑了起来,“我们呐,也不知道新娘子叫什么。”

“也难怪,我听说,他俩认识没多久,可能都不到一个月。”胖子说。

“合着是闪婚?”

“家里人介绍的,新娘子他爸是水利局副局长。”

“嚯,当官的。”

“嗯,要不怎么这么低调呢。”胖子又擦起了自己的额头,“你们看这个大厅,装不下多少人,多说二十桌,这酒店也偏。”

“啧啧,是这么回事儿。”建阳边嘀咕着,边向我身边凑了凑,然后压低了声音说道,“换人了。”

“换什么人?”

“新娘子。”

“什么意思?”

“他之前那对象我知道,处了好些年,可不是今天这位。”

“你们大学的?”

“不是,”建阳故作神秘地抿了抿嘴唇,“就这儿的,不知道怎么认识的,我没问过,但我见过,家是乡下。”

突然,大厅外面传来了一阵轰隆隆的鞭炮声,还妄图与我低声密谈的建阳无奈地挑了挑眉毛,与我一同望向了大厅门口。

我觉得,婚礼这就算是开始了。我看见,新郎和新娘被人簇拥着走进了大厅,他们的身上挂着各种颜色的彩纸彩带,他们周围的人们鼓起了掌,吹起了口哨,仿佛是一场演出演到了精彩部分。这对新人手挽着手表情局促,他们沿着门口右侧的过道快速地向着礼台方向走去,等他们走进了礼台后面的化妆间,大厅里的灯光就暗了下来。

门外的鞭炮声停止了,门里却依旧嘈杂。我和建阳没有继续刚刚的话题,我俩按照惯例默默地等待着,而建阳身边的胖子已经开始吃菜了,他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一边往自己的盘子里夹红烧肘子和四喜丸子。直到这一刻,我们所在的这张桌子还是没有坐满,大概也就坐上了一半,我们谁都没搭理谁,除了胖子在吃,剩下的人都在注视着礼台。

不知什么时候,新娘已经换上了洁白的婚纱来到了大厅正中间的红毯上,我感到有些诧异,于是我扭过头去看了看建阳,我看见他正低着头摆弄着自己手中的筷子,我想,可能他也不知道新娘是什么时候走出来的。

仪式开始了,婚礼司仪站在礼台中间,声情并茂地说着开场词,可我听不太清,大部分听得很含糊。接着,新娘开始随着轰鸣的进行曲缓缓向前移动,在她的右边有一个牵着她的手的中年男人,那应该就是她的副局长父亲;他们来到礼台上,来到余北身边,又是一阵模糊不清的讲话声,然后礼台后面的大屏幕上开始播放起了影片,内容是一些照片配着抒情音乐。

大厅里的昏暗与大屏幕的明亮产生的反差让我的眼睛很不舒服,于是我索性也低下了头,像建阳一样摆弄起了筷子。可我还是用耳朵尽力地听着,剩下的流程大概就是拜天地、拜父母,台下的亲朋好友们起哄让这对新人当众接吻,然后双方的父亲开始婚礼演说,说到动情之处免不得声泪俱下,最后,婚礼司仪开了几个极具三俗特色的小玩笑,这场结婚仪式就算是结束了。

我觉得我错过了太多细节,地理位置是一方面原因,其实更主要的是我的心不在焉。我是在想,这场中西结合的婚礼的意义是什么,我不想把这么具有仪式感的事情揣测成一场阴谋——是为了“普天同庆”,还是为了收一些钱——对于我而言,我找不到任何意义。可能我本来就是这场婚礼的局外人,所以我并没有为这对新人感到高兴,我也没什么精力去祝福他们,我只是觉得没意义,甚至有些失落、茫然。或许,我以后结婚也会是这样吧,草草了事地走个过场,妄想用一场对其他人没意义的仪式来为自己赋予意义。

建阳开吃了,我也是,我注意到建阳身边的那个胖子似乎已经吃完了,他迷茫地环顾着左右,仿佛要准备着离开,他不再擦自己的额头了,换成了大口喘气。

大厅里的嘈杂声依旧此起彼伏,而我只顾埋头痛吃,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花了五百块钱,至少我得吃饱了。

等我吃完了抬起头,建阳已经在剔牙了,而他身边的那个胖子真的已经走了,不只是胖子,刚刚坐在这张桌子上的人也都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是离开了,还是去了别的桌,反正此时这张桌子上只剩下了我和建阳两个人。

建阳递给我了一张餐巾纸,然后不以为然地说,“你看,多快,前面都开始打包了。”

“嗯。”我接过了纸巾,“咱俩也走?”

“等会儿吧,他们快过来了,这张桌不能没人。”

“你想的倒是挺周到。”这时我才注意到,余北带着他的新婚妻子敬酒已经敬到了我们前面的那一张桌。

余北站在那张桌子边,他与坐在椅子上的人说笑着,他的手高高抬起又轻轻落下。我已是很久没有这么仔细地观察过余北了,他看上去要比前几年胖上了一圈还不止,他的瘦脸颊没了,下巴宽厚了,腰与肩膀也壮实了不少,如今再用“尖嘴猴腮”来形容他可真是信口胡诌。

我和建阳又等了一会儿,在这一小段时间,我一直在注视着不远处的余北,直到他离开了那张桌子向我们走了过来。奇怪的是,新娘却没跟过来,她在走到一半时同余北讲了些什么,然后就走远了,余北站在原地看着她,侧脸显露出了些许无奈。

“哎呀呀,我真怕你俩走了!”余北迈着大步走到了建阳身边坐了下来。

“不能,谁走我俩也不能走!”建阳表现得很亲切,“那什么,你媳妇呢?”

“去她爸妈那边了……”余北说着,向着正前方怔怔地看了看。

“你今天没少喝。”我说。

“是,没办法,”余北缓过了神,“到哪桌都得喝几杯,我媳妇又不喝酒,就我一个人喝,啤的白的都有。”

“结婚累吧?”建安问。

“累!我到现在没合过眼,实在是累!”

“还结吧?”建安脸上露出了坏笑,“再结就有经验了。”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我故作嗔怪地对建阳说,“要说也得等过了今天再说。”

“可别结了,结一次得了。”余北向后靠在了椅子上,这一阵儿,他看上去显得轻松了不少。

“哎,这桌人可都走了,就剩我们哥俩了,你不得意思意思。”建阳说完,就拿起了自己的杯子,把它往余北面前一放,“跟我俩喝一杯。”

“吁……”余北没有说话,他看着面前的杯子,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我再次注视着他,这次他距离我更近了,我也看得更真切了,我看见他那对眼眶里仿佛是泛着泪花的眼睛,正幽幽地反射着礼台上大屏幕的光,我在这点点光亮中感受到了一丝兴奋、一丝纠结、一丝疲惫还有大部分的不知所措,这所有的情绪掺杂在了一起,让此刻的余北显得很是狼狈。

“别让他喝了,这一圈儿下来任谁都受不了,我刚看他走路都打晃了。”我伸出手,把余北面前的杯子拿了过来。

“是,真受不了。”余北揉了揉眼睛,看了看我,“过几天,我歇歇,咱哥仨还有我媳妇,好好喝一顿。咱们可有些日子没在一起吃饭了。”

“嗯,有几年了,总见不着你人。”我说。

“是,有几年了。”

“你现在酒量挺好。”

“练的。”余北又揉起了眼睛,“跟领导喝,跟同事喝,这不,现在还得陪老丈人喝。喝多了自己受不了,喝少了别人不高兴,喝着喝着就练出来了,练着练着就爱喝了。”

“嘿嘿,这一套规则他倒是适应得挺好。”建阳调侃着。

“咳,不适应也得适应,这酒是不喝不行!真不行!”

“那好,过几天可得请我俩!我俩就不让你喝了,估计也喝不过你。”

“好,好,吁……”余北再次长叹着,“过几天,过几天。”

“那我俩可走了?”

“好,好,你俩慢着点儿。”

3

过几天到底是几天?

在我这将近三十年的生命里,有不少人跟我说过“过几天”,他们有的是无意的,有的是刻意的,这便显示出了这个词汇的多样性——无可奈何、敷衍了事或是言出必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与事情上,说出来就有了不同的意味。

即便我深知如此,可我也不愿去揣测余北口中的“过几天”到底是几天,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他会不会请我和建阳吃饭,这种不在乎就像是我无所谓明天谁中了五百万大奖一样。自从我参加完——我更愿意说观看完——余北那场平庸无趣又昏暗刺眼的婚礼后,我就断定了我不在乎余北这个人以及关于他的一切。当然,这一切的缘由并非因为我在那场婚礼中没有得到婚礼主办人的尊重,我相信在大多数婚礼中,主办人都没有完全地给予参加者尊重,这实属司空见惯。只是在那以后,我忽然意识到了,我与余北只不过是旧相识,在我过往的诸多美好记忆里,都没有余北这个人。

即使我是这么认为的,可这几年我还是或多或少地听到了一些关于他的消息,而这些消息的绝大部分都来自建阳。

那一年,余北完婚后不久我就去了北京,这几年我除了过年时会回家,就基本没怎么回来过。我时常会与建阳联系,我们会胡乱地聊上一些最近身边发生的事,就在这些东拉西扯的闲谈里,建安偶尔会提及余北,虽然我没什么兴趣听,但终究算是一些消磨时间的“趣闻”。

我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余北了,因为我们之间的生活真的很难寻找到交集。可直到2019年的一天,我忽然察觉到余北和建阳似乎走得很近,然而我并没有为此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冲突,他们又常年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他们还是大学时的朋友,所以这一点并不难想象。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促使了后来我们三个人又重新坐在了同一张饭桌上。

那是2020年的年初,又是一个寒冬的傍晚,大片的雪花从天上飘飘荡荡地落下来,这一切与7年前如出一辙,我又在大雪中步行着来到了那家烧烤店,只是那家烧烤店已经换了老板,也换了招牌。

我走进店里的时候余北和建阳已经来了好一会儿了,他们相对而坐,建阳背对着门口,余北正对着走进了店里的我。

“长歌!来了!”余北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嘴角浮现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喊我的时候声音有些干涩沙哑,像是很久没说过话,突然喊出了那么一声一般。

“我俩都吃上了。”建阳懒洋洋地对我说。

“来晚了。”我坐在了椅子上,一边脱着自己的棉服一边同建阳搭着话,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余北一直在看着我,从我进屋开始他的目光就没从我身上离开过,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俩从未认识过一般,他的眼神直愣愣的,即便我不去与他对视,也能体会到那种戳人心肺的注视。这让我很不舒服,于是我抬起头也看向了他,只是一瞬间,余北便眨了眨眼,低下了头。

在这一刹那,我注意到余北变了,他又瘦回去了,他的面颊瘪了,尖下巴显露了出来;他的脸变长了,额头显得有些大;他的嘴唇变薄了,仿佛满口不整齐的牙总会露在外面;他的面色是苍白的,可脖子却是通红的。

这与余北结婚那天我看到的他大相径庭,我有种感觉,他应该是病了,除了生病,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能让一个人变化如此之大。我想,他本来就是如此,以前总有人说他尖嘴猴腮;可我又想,不对,他以前的眼神不是这样的,他有过一双清澈透亮的眼睛,他也会盯着人看,但不会如此的木讷,如此的呆傻,如此的让人不知端倪又满是敌意。

“余北,”我端起桌子上的杯子,轻轻地抿了一口水,来掩饰我刚刚对他的注视所带来的尴尬,“挺好的?”

“喔,”他再次抬起头,又用那种硬邦邦的眼神看着我,“挺好。”

“你媳妇呢,没来?”我话刚说完,就感觉身边的建阳在桌下踢了我一脚,这一下,立刻让我想到了什么。

“离了,没法儿来……”余北的口气很不屑,可也有些失落。

“哦,我好像听建阳说了。”

“你知道还问!”建阳在一旁嗔怪道,“这不嘛,余北以前答应请咱俩吃饭,你这可好,好几年都不回家,人影都抓不住。怎么着,自罚一杯?”

“罚,罚。”说着,我便再次拿起了杯子,看着杯子里的水,“意思一下得了,我不喝酒。”

“那不成,余北我俩在这儿等了你半个多小时,你就喝水?”

“余北都没说什么,你倒不乐意了。”我把杯子沿搭在嘴边,微微地喝了一口。

“好了,又不是生人,都认识十几年了,”余北也端起了杯子,他喝了一大口,然后瞪着眼睛,嘴里发出了嘶嘶的声音,“我陪你一个。”接着,他放下了杯子,把左手攥成了拳头放在桌角上,“酒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喝就不喝吧。”

即便这话是余北对我说的,可看上去,倒像是在自言自语。在这之后的时间里,余北便不再说话了,他安静地坐在我和建阳对面听着我俩谈天说地,有时他会跟着一起笑,有时他会面无表情地抿着杯子里的白酒,除了从嘴里发出的嘶嘶声,就再没听他说过一句话,插过一句嘴。

“余北,”我问他,“你怎么光喝酒,不吃东西?”

“……”余北没有回答我,就如同没听见一般。

“他就这样,喝酒管饱。”建阳不以为然地说,“你看他,眼睛都喝直了。”

“呵,”余北伸出右手轻轻地搭在酒杯上,嘴角微微抽动着,“对我来说,酒可是好东西,一天不喝就想。”

“那你得吃些东西,这么喝还不得喝坏了。”我说。

“我也想,可是吃不下,有酒就行。”然后,他再次拿起了酒杯,淡淡地抿了一口,又嘬了嘬嘴唇,说道,“我不喝酒就没意思,空虚。”

“不至于。”我看着余北,忽然想起了他结婚那天因为喝多了酒的狼狈样,而如今,他看上去还多了几分颓废。于是,我想换个话题,“工作怎么样,还顺利?”

“顺利,天天闲着。”

“你们那儿福利待遇好,一般人还享受不到呢!”我打趣道。

“是,一个闲着没事找事的班,一群找到了事又嫌事多的人。”余北又抿了一口酒。我听了这话,本想再换个话题,可是还没等我说出口,余北便再次说道,“这工作就是磨人,我只要去了那儿,就能从早上看到晚上,从周一看到周五,你懂吧?长歌,我所有该做的事,一眼就能看穿。”

“这不才说明稳定嘛。”

“稳定。死了更稳定。”

“哎,大过年的,别胡说。”建阳说,“辞了得了,有什么呀!”

“我倒是想,几年前我跟我爸说不想上这班,我爸说,那你能干什么?等到现在呢,我还是不想上,可是我就发现,我能干什么?我真的什么都干不了。”

“不至于。”我说,“咱们才多大,能干的事儿多了。”

“我这不后来就结婚了嘛,我要是没这工作,这婚也结不上。”

“那不也离了。”建阳说。

“怎么就离了呢?”我问。

“就因为喝酒。嘶……你们说,酒这东西真怪,越喝越离不开,我们单位那些老家伙,平时板着个脸跟谁欠了他八百万一样,只要一喝上酒,又唱又跳,跟谁都亲。”

“亲你了?”建阳开起了玩笑。

“我是说亲近。”

“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才多大。你这都第三杯了,也不见你吃东西,这么喝,可真不行。”

“我就是拗不过我爸妈。”他自顾自地说着,又像刚刚一样没听见我说话,“我不想让他们伤心,我离婚这事儿他们已经够伤心的了。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安排的,我不听话,他们就会伤心。”这次,我和建阳谁都没有插嘴。余北继续说道,“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我就有一种错觉,以为生活终于属于自己了,我可以干我想干的事儿,过我想过的生活,我以为我只要有信心,我只要声音够大,我就能摆脱……”余北顿了一下,没有说下去。

“咳,谁不是。”我说。

“以前呢,可能我还真能干点儿什么,可现在,我什么都不会了,像是废了一样,我现在只会逃避,具体是在逃避什么,我也不清楚。其实有挺多人都在逃避,只是每个人选择的方式不同……”

“行了,你别喝了!”建阳探着身子,一把就将余北面前的酒杯拿了过来,他向里面看了看,仅剩下了薄薄的一层,“回家吧,时候不早了!”

后来,我们便各自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在回想余北在饭桌上说的那些话还有他那副萎靡不振的神态,越想越是觉得厌烦。我不是一个颓丧的人,我相信那些鼓舞人心的话,相信那些提醒人们生活总要经历坎坷的话,我不相信余北借酒去逃避的事是值得逃避的,我本想劝解他,像许多人劝解许多人那样,义正词严,饱含希望。

可是我没有,因为我只觉得厌烦。

在那以后的几年里,余北这个人仿佛是从我的生活里彻底消失了。我回到家里时,我会与建阳及我们那一群朋友在一起吃喝玩乐;我在北京时,我与建阳的通话里也再没出现过余北。我以前不在乎余北,现在同样不在乎,这种不在乎就如同我不在乎大街上路过我身边的那些人一样,他们的往日经历,他们的痛苦前行,一概与我无关。我可以忘了这些路过的人,也可以忘了余北。

然而直到今年春天里的某一天,我挤在人潮汹涌的地铁里,我的身边站满了低头不语、沉默如铁的人们,我们随着地铁列车的一走一停晃动着身子,我们不断地向后挪动着,为刚上车的人们腾出空间,于是,我们彼此挨得更近了,每当这种时候,总会有人紧皱眉头或是小声咒骂,所以,我们彼此又离得很远。

就在这样的时刻,我的视线无意地扫过了我周围的人,从我身边看向了我目所能及的最远处。突然,我愣住了,因为我在车门前看到了一个人,他的消瘦的侧脸对着我,我能看清他那高耸的鼻梁、单薄的嘴唇和那只轮廓分明的耳朵,他的眼睛向外凸起,在他的眼眶里直直地盯着门玻璃外闪过的广告牌。那个瞬间,我以为我看到了余北,可就在下一秒,这个念头便打消了,因为这个人要比余北年纪大,看上去也比他高大许多。

于是我收回了视线,看向了离我更近的那些人们,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无疑仍是紧挨着,他们没有因为我转瞬间的呆愣而变化半分,他们仍然低着头看着手里的手机,他们的脸上不动声色,他们的眼里毫无活力,他们看上去是如此的疲惫、倦怠,这让我感受到了与这个世界截然相反的一面——单一、乏味以及破碎。

接着,我的耳边便响起了余北在那个冬天里说的那句话:其实有挺多人都在逃避,只是每个人选择的方式不同……

我不了解余北,从来都不,无论是在孩童时期还是少年时期,或是我们长大成人后,我对他的了解就像是我们这十年来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时的谈话一样,我们的对话总是只言片语、断断续续,我们谁都没有把话说完,更没有把要说的话说清。

我沿着出站口的阶梯随着人流向上走着,在走到一半时,我掏出了手机拨通了建阳的电话,建阳接得很快,手机的另一端传来了他慵懒的声音。我们像往日一样随便地闲聊了几句,之后,我便开口问他,“最近又联系余北了吗?”

“没……”建阳说,“问他干吗?”

“随便问问。”

“我挺长时间没联系他了,一个酒鬼,有什么好联系的。”

“他还是那样喝酒吗?不吃东西,只喝酒?”

“是吧,谁知道呢!”建阳略微地犹豫了一下,随后说道,“我倒是听说了一些事儿。”

“什么事儿?”

“去年冬天他住院了,就在我们医院,我后来打听,说是因为喝酒。”

“那你没去看看他?”

“我是之后才知道的,他也没告诉我,你想,这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

“那倒是,喝酒喝住院了,说实在的……”我没把话说出口,因为我不知道是该说丢人,还是不幸。

“没告诉也好,不然我还得花钱买水果。”建阳继续说,“我跟你讲,他可不是普通地喝酒喝多了,输两瓶营养液那么简单。”

“那是?”

“喝坏了,胃不行了,再喝估计就漏了。”

“你可得了吧!不至于!”

“怎么不至于,哪有那么多不至于?你见过谁像他那么喝酒?那是酒,不是水!”

“那现在呢?”

“不知道,说了没联系他。”建阳干咳了一声,说道,“但是我听说,医生让他戒酒,最起码一年以内不能再喝了,可他呢,出院后还没过上一个月,又喝上了,真是不要命了。”

“他这是有瘾。”我走出了地铁口,突然照射在身上的阳光让我觉得有些恍惚。

“说了,他是个酒鬼!”

我站在地铁口一侧的小树边,又同建阳聊了一些别的事,聊着聊着,我忽然感到我有些心烦意乱,于是我便主动挂断了电话。

我驻足在这棵小树下,一刹那间,我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就仿佛是被某种仪器抽干了脑袋里所有的记忆那般。我微微弯下腰,慢慢地喘了几口气后,才感觉舒服些,接着,我的眼前就莫名地出现余北儿时的模样,那个古灵精怪的孩子,像一只小猴子一般欢快、聪明、活蹦乱跳。这一切回忆来得如此突兀可又如此自然,就如同隔了许多年,余北再次出现在我面前一样。

于是我直起身,愣愣地看着从我面前走过的行色匆匆的人群,看着他们的脸,他们的手,他们走路时的样子,默默地在心里想着:余北,不管那是不是你想要的生活,我还是希望你能好好地过下去,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机会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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