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温了吕叔湘先生的《语文杂记》，颇有些对语文教育的新感悟。吕叔湘先生并不专事语文教育，但他在《语文杂记》中对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认真探讨，不懈钻研和独到发现，却无疑春风化雨一般启发着我对于语文这门课程的新的理解和认知。与吕叔湘先生对待语言文字的态度相比，我一方面感到差距很大，另一方面也由此深受激励，想要在语文教育这块土地上开掘得再深一些，以为祖国的语文教育事业做出虽然微薄，但也不必不重要的贡献。
在《语文杂记》里，吕叔湘先生丝毫没有语言学家的架子，他总是用善于发现问题的眼睛和心灵，密切注视与语言文字有关的问题，有了新的发现或新的体悟就立即用短小精悍的文字篇幅记录下来。积跬步以致千里，《语文杂记》居然汇集了几百篇认真探讨语言文字问题的“小”文章，而我们终于得以看到一本洋洋洒洒，充满了语文智慧和力量的关于语言文字的书。读这本书的过程，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吕叔湘先生对于祖国的语言文字事业的赤诚之心。这些文章虽然短小，却并不简单，每一篇都能抓住一个切己的，大家普遍会犯错的语言文字小问题展开论述，以十分精简的文字直接抓住该问题的症结或关键，在随手拈来的引经据典中自然而然得出自己的结论，令人心服口服。对于语言文字使用不规范的现象，一般人可能不当回事，觉得多少无益，更有甚者，畏惧“众口铄金”的力量，不敢指出其错误之处，坚持并力所能及地推广规范正确的语言文字使用。吕叔湘先生则不然。纵然他自谦说这些文章只是“零碎文字”“即兴式的札记”，甚至“其中有些篇是仅仅开了个头，要深入下去还大有文章可做”，但他确实不仅勇敢地针对着报纸上，刊物上，文学作品中，乃至日常生活中那些甚嚣尘上的不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问题大胆发言，揭示问题的所在，而且还颇为鞭辟入里地示范了正确的，规范的语言文字使用方法。
《语文杂记》是关于语言文字的，也是为规范语言文字使用而产生的。它庞大的知识体量不是我们轻易就能完全消化的，想要完全理解它的精髓，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下很大的力气才行。应该说，这本书既颠覆了我之前对于语文教育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将我从应试教育视角下的语文教育模式中抽离出来，也帮我建立了一些健康的，良好的语文学习和教育的习惯或观念，使得我一方面将语文教育与自身成长结合起来，以更加严肃的态度看待已经从事了20年左右的语文教学工作，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将这种健康的，良好的语文学习和教育习惯或观念传达给学生们，更好地培养和塑造下一代人的语文观和语文感。我这里只是从个人感悟的角度出发，谈一谈《语文杂记》给予我的一些关于语文教育的启发。
（一）语文并不只在课堂和书本里，语文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每天的日常交往中，也在我们每天的视线所及之处。
我们作为中学语文教师，应该首先建立这种观念，然后再将它传递给学生们，从而将我们的整个生活与语文，语文教育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从更为本质的层面看，它们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中学课程的设置使得语文成为一门课程，似乎与数学，英语等课程划开了界限，似乎语文反而成了一个范围狭窄的课程而已，这有助于教学相对便捷地展开，但却严重篡改了语文和语文教育的实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语文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在吕叔湘先生的《语文杂记》里，吕先生正是这样看待语言文字问题的。作为一个语言学家，除了写高深莫测的理论文章之外，吕先生还广泛阅读报刊杂志，文学作品，古今经典，更善于时刻从生活中，从日常情景中发现语文文字方面的问题，真可谓处处皆有语文在。书中很多文章写于20世纪80年代，我们可以从文章中读到最新的《人民文学》等刊物上的文学作品，最新的报刊上的新闻报道，也可以从中看到诸多古诗文的引用，很多外国文史哲经典的引用，吕先生借助这一切形式和资源发现的却是他所关注的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问题，也确实给予了那些他敏锐发现的问题以认真严肃的辨析。比如《典故的形成》《背景知识》等就以最新的文学作品为例生动说明了典故的形成，《偏偏不告诉读者他所最想知道的》等的素材则直接来源于最新的报纸，而《莫须有》《将无同》《一不做，二不休》则充满了对于中国古代经典的众多巧妙使用。吕先生真正地让我们见识了语文的天地有多广阔，语文知识又是何等博大精深。
（二）语文虽然关乎生活，关乎思想，但更关乎语言文字。因此，语文教育在处理具体的课文或文章时，除了强调生活这个源头活水，强调思想这个文章精髓之外，更应以主要精力去关注其语言文字问题。
说到底，语言文字才是语文这门课程立身的根基，也才是语文教育的真正内容。在教学中，我们经常会刻意强调课文或文章作者的个人背景和生活基础，我们也经常碰到学生对于课文一定要划分段落大意，一定要概括一个主题思想等感到困惑的问题，注重对作者个人背景和生活基础的掌握，注重对课文或文章的段落大意和主题思想的把握，当然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篇课文或文章的优点与长处，但问题在于一旦这一方面的注重过于突出，以至于压倒了对于语文本来面目——语言文字——的重视，就很容易造成顾此失彼，从而“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反而丢失了语文教育的真正精髓。吕叔湘先生在《文学和语言的关系》等文中，特别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强调“文学作品是用语言作媒介，用语言把它写出来的……把生活转变成作品要通过语言，这个道理，我们的作家，至少是大部分作家，是懂的……非常遗憾，我们的好些文艺评论家，象是不懂这个道理。”（60页）进而他认为这种文艺评论家的不好的作风被我们的教师学会了，以至于在课堂上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讲文艺……光讲内容，不谈语言的运用，片面性很明显。”（62页）吕叔湘先生此言真可谓一针见血的肺腑之言。以我的教学经验来看，尽管我也想要给学生讲述更多语言文字方面的知识，但跟着学校规定课程进度走，留给我自由发挥的时间毕竟有限，所以大多时候也就只能作者介绍-段落大意-主旨思想这样地讲下来，正好成了吕叔湘先生提出批评的一种做法。语文这门课程最本质的规定性应该在语言文字方面，其他的一切都应当服务于这个本质规定。感谢吕先生，让我拨开迷雾，回到语文教育的本真内涵之中。
（三）时刻注重发现语言文字问题，培养自己对于语言文字的敏感与敏锐，以切实的行为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性。
吕叔湘先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出于对语言文字本身的敏感与敏锐，他所谓“忽有感发，于是欣然命篇”的习惯，最终成就了《语文杂记》这本语文知识“宝典”。读这本书时，我一直在想，有些问题我也曾在生活中碰到过，或发现过，但却没能将之作为一个问题去认真看待，从而使得它们在匆忙的生活中一闪而过，不觉就被遗忘了。如果我能像吕先生那样，时刻抱着旺盛的热情去认真钻研生活中，教学中的语言文字问题，想必现在多少也有一些自己的语言文字问题感想或收获了吧。吕先生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他的勤奋和敏感。勤奋让他时刻不忘身边的语言文字问题，敏感让他得以敏锐察觉身边的语言文字问题，在这之外，吕先生还有一条非常宝贵的品质，那就是敢于质疑权威。《新华社电讯中的文字失误》等就是吕先生对于权威报纸的“咬文嚼字”，只有不迷信权威，才能坚定自己的意见，从而察觉并指出新华社电讯的语言文字问题。在语言文字问题上，从来没有什么绝对的权威，只有正误之别。对于不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不容忍，对于语言文字纯洁性的维护，正是对于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信仰的必然结果。要说吕先生给我最大的启发或影响，我觉得正是这种对于语言文字纯洁性的信仰与坚守。在这种信仰与坚守中，我看到了一代语言学家的伟岸精神和高大身影，看到中国语言文字的生生不息的精神之火，也看到了可以通过我的个人努力，在一个小范围构造一个语言文字守护圈的可能与必要。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教学维护语言文字的纯洁性，不仅是我的本分与职责，更是我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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