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水

春仔

1

我再次回到故乡的时候，桂婆婆已经死了，死了好几个月了。

在达来公家里刚坐下来，达来公就说：“桂婆婆死了，你晓得么？你上次刚走一两天，她就上吊死了……”

我心里一沉，不晓得啊！可现在晓得了，又能说什么呢？只能难过而已。

其实，桂婆婆的死，我是早有预感的。那天我去看她，给她买了牛奶、蛋糕、土豆饼。她坐着倚靠在床沿上，唉声叹气地诉说身体不好，抱怨天天吃药，还抱怨过年也看不到儿女们。她一口气说了很多，说儿女们没来给她拜年，说过个年喝不到他们一口水、一羹汤，说已经多年没有阖家团圆了。我向她告辞的时候，天气沉闷，她的脸色却归于平静，是内心倒海翻江后复归平静的那种。那时我知道她有死的念头了。但是，我能为她做什么呢？不能！我只是希望她熬得久一些。好好活着吧！我这样为她祈祷。

谁知，我如今回来，她却真的死了。

2

我的概念里，桂婆婆是典型的农家妇女，宽身架，矮个子，圆脸形，声音大，能吃苦耐劳。她的丈夫道来公，曾经是精瘦精瘦的汉子，一双竹筒手，皮肤黝黑，高高的个子，枯如干柴。

道来公比我父亲小几岁，却又高一辈。父亲在村里没什么朋友，只和道来公往来最密。尤其和母亲吵了架，父亲都是跑到道来公家里去，两个人一起抽黄烟。干打垒、泥巴屋里，他们靠近坐着，彼此并不多话。父亲拿出烟斗，打开黄烟袋，装满一烟斗，吧嗒吧嗒抽起来，抽完了，磕掉烟灰，再装一烟斗，递给道来公。如此往复传递。

桂婆婆和我母亲也是好朋友，她们有事没事都会在一起诉说冤苦，互道委屈。平时借东借西，她们不找别人，专找彼此。桂婆婆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我母亲有六个儿子，一个养女。

上世纪70年代，因为两家都穷得叮当响，两个女人生怕养不大众多儿女们，就冒着“投机倒把”的风险，偷偷去做“生意”。我记得，那时每家每户有一点自留地，个头大，看相好的辣椒、苦瓜、茄子之类的蔬菜，尽量摘了去卖，自己却吃黄的虫的；再把队里分到的棉油、菜油、布票省下来，半夜三更偷出村去，跑到铁路上去爬货运列车，再到新余、宜春、萍乡去卖，为的是换取粮食充饥。那时候，政府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抓到就要戴高帽子，挨批斗，遭羞辱。她们小心翼翼，走街串巷，总是东躲西藏的。有好多次，她们险些被抓，于是夹道里、女厕所里、沟坎里、烂泥塘里、臭水沟里到处躲，甚至躲进只能容下一个人的排污涵管里。

好不容易熬到改革开放。分田到户了，地里能多打粮食了，可还是不够吃。两家还是穷。儿子们都长达成人了，但都没一个结婚的。两个女人操碎了心。我的父亲是个闷葫芦，只管干活，不问柴米油盐；道来公则身体不好，越来越骨瘦如柴。当家的两个女人，真是苦不堪言。这时可以放心做买卖了。母亲和桂婆婆便“重操旧业”，继续做些小贩小卖。那些年，山里人的黄豆丰收了，却总是卖不出，有人就把黄豆寄存在镇上的亲戚家里，等待时机出手。我母亲镇上有个好姐妹，家里存了好多山里亲戚的黄豆。那姐妹对我母亲说，你何不挑一些到城里去卖，也能赚些差价贴补家用呢。母亲说，我又没本钱，怎么要得？那姐妹说，不要死脑筋，亲戚交代了，谁能卖得出，尽管挑去先卖，卖完了回来结账。母亲就又邀了桂婆婆一起卖黄豆。

天黑了，桂婆婆跟着母亲用麻布袋挑着黄豆去火车站，扁担咿呀咿呀地响。她们走在田间小路上，一脚石头一脚坑，很快到了铁路边。悄悄藏在草丛里。一列货车开过来，灯光照瞎瞎人的眼睛。哐当一声，货车停下了，她们闪电一般，爬上了一节火车，眨眼间把黄豆传上去。爬火车往往是这样，倘若运气不好，她们可能爬上了运煤车，就要在煤车顶上坐几个小时。车顶上的大风几乎会把人刮得飘起来，她们就匍匐在煤堆上。如果运气好些，就可能正好上了空车皮。空车皮里呆着风小，不会有被刮下车的危险。夏天的车上，风吹凉爽，若是秋冬，那可真是苦不堪言。黑咕隆咚的车皮里，朔风从四面八方钻进来，呼啸着直割人的脸，身上好像没穿衣服一般，冰冷地钻到人的骨头里去。轰隆轰隆的车厢摇摇摆摆，随时会把他们甩出几米远，甚至让她们在车皮里打几个滚。

萍乡是浙赣铁路湘赣交界的最后一站，所有货车似乎都要在那里中转停留。天刚蒙蒙亮，火车刚好停下来。母亲带着桂婆婆悄悄从火车上爬下来，顾不得满脸满身的煤灰煤渣，挑着黄豆就赶往萍乡的菜市场。人山人海里找个位置，摆开架势开张。如果价钱不好，就挤挤挨挨去挤公交，转到安源煤矿菜市场。如果还不行，又要挑着担子跑，再坐公交转到高坑煤矿菜市场。直到她们觉得价钱合适了，才会在那里停下来，把黄豆一斤两斤地称出去。

通常，她们的黄豆都会在中午前后卖磬，然后收拾好麻袋、扁担，才想到要去吃一点东西。她们的的肚子早就提出抗议，咕都咕都叫了好久。吃几个馒头，喝一碗汤，再扛着扁担麻袋返程。照样偷偷爬火车，照样坐在煤车上或者空车皮里。如果担心火车不在镇上车站停，她们就会在新余车站下车，然后花三毛钱坐绿皮客车。如果没有赶到绿皮客车，她们就走路。新余到家里有四五十里地，她们紧赶慢赶，往往要披星戴月，晚上十点左右才回到家。

卖一趟黄豆，她们一般能赚一担谷，九块五毛钱。桂婆婆回家把钱交给道来公，叮嘱道，莫乱用掉了哈！赶快到镇上去买担谷归来。第二天，道来公公果然到镇上买回一担谷。父亲大概也如此。

3

父亲母亲亡故以后，我每年都会回家几次。可是，好多年了，我没有见过桂婆婆。想起她的时候，我就会自问，她还在不在呢？

清明节，我照例回故乡去祭奠父母。祭奠毕，我想去看看几位老人。买了几大盒核桃乳汁，一些糕饼，预备着一家一家去访问。先去找了财来公，可是门关着，死寂死寂的门里一片漆黑；再去拜望福来公，福来公欢天喜地接着我，非要留我吃昼饭。我声称还有事，转身就往达来公家里去。

走在儿时玩耍的巷子里，所见没有几间好房子，到处都是断垣残壁。我有些伤感。这些几百年的老木屋啊，不知承载过多少代人的梦想和生活，如今都要随着先人的远去而坍塌殆尽了。

将近正午，太阳有些老辣。达来公家里很热闹，几位老人在那里闲坐、聊天。我将核桃汁放在老八仙桌上，达来婆婆就连声喊：“哎耶耶，你又买什么了！……来就来，还买什么东西！”这时我看到了桂婆婆。她也露出既惊喜又意外的神情，睁大眼睛道：“哎耶！你是春？你是春……”然后激动得发抖似的，连连拍掌叹道：“哎哟哎哟勒，真是你！你几时间回来的？······”

我跑回车上再提了一盒核桃汁给桂婆婆。桂婆婆接到手里，疑惑似的问:“……还有我的啦？真的还有我的啦？……”

我坐下来和他们说话。他们正在说财来公。财来公十多天前已经死了。我说，去年秋天还去看了他的。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家里，告诉我其他都好，就是崽女都赚钱去了，自己一个人不方便，老驼背痛得不行，最不想弄饭吃。达来公接话说，财来公好可怜，辛辛苦苦把六个子女拉扯大，临死前瘫在床上动不得，没一个子女陪他咽气送终的。春节前，子女们给他请了个服侍他的人，是邻村七十多岁的老王。老王年岁也大了，只能给财来公洗衣煮饭，端尿端屎，别的也干不动。那天财来公屙了一床的屎，人也昏死过去了，老王搬不动，正好他大儿子回来了，老王就去叫他来搭把手，谁知这儿子却不肯，嫌臭，不沾边。清明将至，雨水纷纷，财来公就这么冇声冇气地死了。

我听了想哭，但是不好插嘴，不好议论。转头问：“桂婆婆，您这么久去哪儿了，都还好吧？”

“哎呀嘞，不好啊！一身咯病嘞！什么都冇得恰（吃）。除了恰不完咯药，天天恰碗子稀饭……”桂婆婆难过地说，“你妈在世时，你经常抽空回来，我的几个崽女，过个年都没见他们影踪，一口水都恰不到，孙子孙女啥个样也不晓得。天天病怏怏，看个病都没人帮，要自己切（去）看医生······”

说着说着，桂婆婆眼睛红红的，一口一口地喘粗气。我怕她伤感过度，立刻把话打住了。桂婆婆起身出去。

离开达来公家，我准备去哥哥家吃中饭。走到巷道口，突然看见桂婆婆慢慢从墙角处拐过来。她右手拄着一根粗木棍，左手提着一个塑料袋，颤颤巍巍走过来。看见我，她绽开笑容道：“哎耶春，你在这里呀……我没什么好东西给你恰，几个土鸡蛋，自己生的，你带回去煮了恰哈。”

我接过鸡蛋，从兜里掏出200块钱。桂婆婆叉开双手，极力要挡住我的手，可是又没有力气。我把钱塞进她的衣袋。她仰起头，定定地望着我，浑身颤抖起来，眼里满是闪闪的泪花。

晚上，应验了“清明时节雨纷纷”那句诗，黑暗里兵兵乓乓下起雨来。听着密密匝匝的雨点声，我想着桂婆婆，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桂婆婆睡得好么？

4

第二天早晨，冒着淅淅沥沥不停不歇的雨，我开车去镇上买了几斤蛋糕和土豆饼。桂婆婆不是每天只吃稀饭么？给她买点蛋糕和土豆饼，也许能改善一下她的伙食吧。

提着买来的蛋糕、土豆饼，我去村子西头找桂婆婆。我不知道她住哪儿。乡亲指着一栋砖混结构的楼房告诉我，那就是她小儿子的家，桂婆婆就住在后面低矮的猪舍里。

那是一间旧猪舍，好多年不养猪了。我走进去，只见里面三分之二放的是废木料、过时农具，林林总总，惨不忍睹。还有两只尿桶，臊气扑鼻。隔开的三分之一是桂婆婆的卧室，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台破旧的黑白电视，一个破沙发，一只矮凳。桂婆婆坐在床前，看见我拿出蛋糕，很不情愿的样子，责怪道：“哎耶，你怎么又买东西？我怎么好意思吃你的喔……”。

“我恰不消啊，春！”桂婆婆用一种哀怨的，又有些无可奈何的语气说“我哪里会有这么多病！医生说有高血压、心脏病、肺气肿、胆结石……不知还有些别的什么。春，我是一日难熬一日啊！晚上更是不得过，没办法瞌睡，在床上坐一阵，靠一阵，眼睁睁看天花板，不得到天光啊。早晨起来洗两件衣服，不知不觉就洗了一昼，洗得身上发热出汗，洗完爬都爬不起啊！……”

带着无法言说的情绪，我聆听着桂婆婆的讲述。

刚刚过完年那阵，桂婆婆得了肺炎，发烧四天四夜，卧床不起。她想看到儿女们，可儿女们没一个在她眼前出现。实在挺不住了，眼看好像要死的样子，住在几米远的小儿子才把她送去了私人诊所。医生一看她的病，这还了得，高烧四十度，哪里敢接。催促去了镇医院，医生一检查，到了要命的程度了，赶快叫她把儿子们都召齐了，要签字才肯下药打针。紧等慢等，儿子们终于到齐。医生问，老人有医保吗？儿子们说，没有，母亲不愿保。医生一愣，忍住气，看着大儿子冷眼说道，你也有六十了吧？你要你娘老子自己买医保？你们是怎么做儿子的？儿子们居然都不知羞耻，厚着脸皮一味沉默。医生摇着头，自言自语说，哎，病成这个样子，都是耽误的。你这些儿子啊！有什么卵用！

桂婆婆继续诉说一肚子的伤心事，我才晓得，很多年了，她的大儿子总是打她，有事冇事都会无端地打她。邻里乡亲都看不下去，可是又没人愿管，没人敢管。

“为什么打您呢？”

“鬼晓得！他想打就打呗。”

“你哥哥就很好，蛮看得起我。他以前在家里开诊所，每次我去看病，他都要给我煮碗面恰。我说不要啊。你哥哥说，要恰点，你营养差，不恰没力气，更会走不动。可惜他到街上去开店了。他走了我不方便，我就好久没去找他了。”

桂婆婆四个儿子，她一直只说到三个。后来才知道，老三前几年车祸死了，留下妻子儿子，自顾不暇。桂婆婆不愿提这伤心事。眼下的三个儿子，日子过得都不错。大儿子在市里开小五金店，还买了房；二儿子以前贩卖生猪，上当亏本后，欠了一屁股债，改行去贩蔬菜、贩莲藕之类，居然翻本了，发了点小财，也在市里买房住，如今生意稳定；小儿子住在眼前，也在跑“摩的”，天天忙得很。儿子们小日子虽然不错，可就是不管娘。

前些年，儿子们陆陆续续都成亲了，女儿也嫁人了，不想却应验了乡里代代相传的歌谣：“苦楝子，乃乃长，娶了老婆不要娘，把娘推到壁头上，把爹扔到大路旁。”

前些年，桂婆婆也病过一次，居然没人带她去看病。娘家的亲哥哥死几年了，真真的举目无亲。没想到健在的嫂嫂来了，看见她就哭，举目四望，没一个儿子在身边。嫂嫂见儿子们不管用，就敦促她的儿子们轮流照顾，可儿子们互相推脱。嫂嫂发了怒，就要他们每年拿出500元赡养费。儿子们先是不情愿，大儿媳还出来挑事，要把这个舅妈“撮死去”，嫂嫂就说：“来试试！我在地上打个滚，你能网得住？”大媳妇才不敢了。就是那天，嫂嫂把她接到了市里，在附近租了一间地下室，姑嫂彼此照应。在城里住了十个月，桂婆婆跟周围的婆婆们混熟了，人家就问她：“你有几个后生（儿子）？怎么没看见他们来看你？”桂婆婆羞得无法言语，恨不得一个地洞钻进去。次日，她悄悄搬回村里，到处借屋住。“缺根烂苗啊！回到家里，屋都冇得住！今天住猪舍，明天住棚屋，还都是人家借给我的。可怜我一生做了那些屋，到头来庙都没门，逃难样咯，一年逃一年，老天哎，怎么不收了我切！”

屋外的雨滴滴答答下个不停，就像人的愁肠百结。湿湿的雨，让我的心也似湿淋淋的一般。

桂婆婆拿出一袋一袋的处方给我看。说，我现在没一天是好人。你看我两个脚，肿得跟葫芦一样。没钱看病啊！儿子们每年总共给1500元，今年一个肺炎全用完了，我到哪里再弄钱去？再病就会要了我的命啊！

桂婆婆质问世道。她不知道现在世道怎么了。她怪道来公公抛下她。她怪自己怎么会养下这样的子女。她质问村干部不公，低保也不给她。有人自己有工资，儿子吃国家用国家的，还有房有车，得了个心脏病，村里就给他发低保。她说：“为什么我就不能申请低保？我去申请他们就说我儿子在市里开店，在城里买房。还说我小儿子超生了，儿子超生关我老婆子什么事？这是世道么？”

最让桂婆婆耿耿于怀的，是她不知道是自己错了，还是世道错了，错在哪里？“我是造了什么孽哟！没想到我茂年时天天受苦，而今老了，还是苦得没头没脑。以前生怕儿女养不大，现在养大了，哪里知道日子反比黄连苦呢！养大崽女又不是指望他们给我几多钱，只要他们有空时拿眼瞄瞄我，我病了有一口水喝，我死也知足啊！”

5

村里人心里都很清楚，桂婆婆把儿女们拉扯大是拼了命的，让他们成家立业也是拼了命的。自己没有错。

道来公死了快有30年了吧。那时正是全家最需要他的时候。可是，天不随人愿。道来公病时，声称是胃病，痛起来像狗一样缩起。桂婆婆天天念叨给他治病，可是又没有钱，只有拖。起初，我的父亲经常去看道来公，见他死狗一样躺在床上，就喊，老道老道，你又瞌（睡）在床上啊！起来起来，这样会瞌死切。道来公想吃鱼。他好久没吃鱼了，拿了网到河里去赶。谁知吃了鱼病更重了。不久，道来公因为胃癌死了。死时才51岁。

“老道死时，家里没钱埋他。是我哥哥出钱埋的。”桂婆婆回忆说。

道来公死后没两年，桂婆婆千方百计给30多岁的大儿子订了亲。大儿子要结婚，房子是大事。为了给儿子做新房，桂婆婆绞尽了脑汁。

桂婆婆一生总共做了三间屋，每间长不过十几米，宽不过四五米。第一间做的是砖屋。做屋要黄泥，沙子，石灰等等。她自力更生，带着儿子去村外挖黄泥，去河里捞沙子，挖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没请一个工，没花半分钱，总算把筑墙基的黄泥、沙子备齐了。做屋木头贵，凭她的财力买不了几根，她就到县里去找哥哥。哥哥在县里做了管建设的官，办法多，有关系。哥哥虽然当官，却不嫌弃又穷又苦的妹妹，二话不说，自己花钱，过几天就给她买来了一车杉木，足够用。有了木头，又缺砖头。买砖头的钱没有了，愁死了桂婆婆。乡邻提醒她，你哥哥不是有办法么？找他就是了！哥哥说，我打个招呼，你就到砖瓦厂去捡那些弃砖。桂婆婆照着做，带了儿子开到砖瓦厂，到那一堆一堆的破烂砖瓦里去拣。拿把泥匠刀清一清，把煤渣削了，砖头虽然有些糙，也能用。几天功夫，砖头也够了。石灰又没有。乡邻又提醒她，只有找你哥哥呗。哥哥建议她去买石灰脚（次级石灰），交代她带几包烟去。到了石灰厂，她给提货的师傅塞了两包大前门，铲石灰脚的师傅就给她拣好一点的石灰脚，几元钱就能买一车。

有哥哥的帮助，桂婆婆陆陆续续做好了三间屋，一个一个把媳妇娶进门。她松了一口气，以为苦日子到头了。一直担心儿女养不大，现在可以向“老道”交代了。可是，她已经老了。

老了的桂婆婆并不期望能享多少福，她只希望儿子们常常来看她，饿了有口饭吃，渴了有口水喝，病了有人瞄瞄。

然而，她的儿子们对她实在不好。儿子们并非什么恶人，怎么会对母亲不好呢，没人说得清。

大约十年前，村里修缮祠堂，一位老人对她大儿子说，你现在发了财，也住进城里了，别忘了你娘！你娘带大你们吃了很多苦，要多把点良心给她。为此，大儿子回家怪桂婆婆说了他坏话，坏了他名声，一言不合，捉到桂婆婆狠狠打了一顿，打得桂婆婆鼻青脸肿，几天不敢出门。

6

母亲健在时，我每个月都要去看望她老人家。曾经听母亲讲，桂婆婆又被大儿子打了，打得做猪叫。我问，没人管么？母亲说，谁管？这样的事常常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能睁只眼闭只眼。我说，怎么会这样？母亲说，惹祸上身的事谁会管？好人做不得！

儿子为什么常常打母亲？桂婆婆不愿说也说不清。乡邻分析，道来公公死时，老大已经快30岁了，家里穷得卵打鼓，光棍一条的儿子也是情势所逼。焦躁的青春容易着火，不能成家的苦恼让他暴躁，他于是用拳头出气。所以，儿子打老娘，根在一穷字。打着打着，他就打顺手了。

我不认同他的看法。儿子打母亲，怎么下得了手？他过去打母亲，穷勉强算一个理由。如果他至今依然贫穷，那也就罢了。可是，今天他不再贫穷了，虽然不那么拳头暴力了，却又使用冷暴力，对母亲不亲不近，置之不理，还任其自生自灭，这是为什么？而且，听说，他现在的日子过得很好，在城里有自己的生意，生了儿女，买了房子，为什么还要对母亲无情无义呢？

我不懂！

曾经追问，一样的五谷，怎么会养出不一样的人类？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如此不肖子孙？怎么会有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的衣冠禽兽？是文化原因么？亦或是时代使然？

也曾经探讨，我们的法律，规章真的规范不了他们？真的管不了他们？翻遍了相关的法律规章，发现这些东西都缺乏执行力。

于是，我想起了我们的先民。先民中有尊长，有乡贤，有道德君子，他们用古老的文明维持着地方的秩序。这些人有威望，也有公道，更有影响力。如果这些还不够，还有声张正义的舆论，这些舆论的唾沫星子能把他们淹死，还能羞得他们无地自容，逼得他们向好向善。

我们该怎样来发扬祖先的智慧，光大五千年文明？

想起村里修祠堂时老人劝桂婆婆大儿子的那句话：“别忘了你娘！你娘带大你们吃了很多苦，要多把点良心给她。”结果弄得桂婆婆挨了一顿毒打。我一时脑塞了。

7

“不得命活了，我怕今年是熬不出了。哪里熬得下去喔！埋人的病，怎么都到我身上来了……”“生崽生得缺头缺脑的！过个年，你们假假子来睇我一下，我也心安些呀。”“我又不怪过年没恰你们一口水，也不怪没喝你一羹汤，你们怎么会不来打个照面呢？……”桂婆婆最后那天的话，时时在我耳边。

记得告别桂婆婆后，我想起了桂婆婆的二儿子。他从小和我一起长大。我们曾经很要好。我问到他的电话，给他打过去。我告诉他，我刚刚看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很想念他，又体谅他贩卖蔬菜很忙，很辛苦，叫他不要惦记她，叫他好好做生意，多多赚钱。最后我说，不要只顾赚钱哦，记得抽空看看你老娘！他说：“会拉会啦！我只有一个娘老子啊！怎么会不去看她呢，放心……”语言之诚恳，态度之真切，让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去看望桂婆婆的。

然而，达来公说，桂婆婆上吊致死，是别人发现的。当桂婆婆冰冷的身体放到地上，她的儿子们仍然没有及时赶到她的身旁。

……

突然想起母亲离世前，我和妻子站在床前，仅仅给她喝了一口热水，她就不住地说：“崽嘞，好恰！好恰！”

一时间，我不禁涕泪横流，哽咽成泣了。

2016/6/25初稿；2018/10/6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