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21，冬至日，辛德勇老师大病初愈，即走上讲台，做了二十四节气的演讲。
二十四节气的意义
春雨惊春清谷天, 夏满芒夏两暑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 冬雪雪冬小大寒。这是在我国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的二十四节气歌。冬至就是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气，也是个大好日子。在中国古代，它是和新年元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春节”同等重地位的最重大时令节日。但是这个日子怎么来的，有什么意义，很多人却不清楚。在现场，同学们常常提到的关键词是“农业”和“阴历”，但是果真如此吗？
2016年11月30日底，二十四节气刚刚“申遗”成功。如果我们看看申报的题目，就不难理解其意义：“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很显然，二十四节气与太阳的周年运动有关。
二十四节气与太阳运动
二十四节气中的“气”指的是什么？这个略带玄虚的名词可能导致了我们对节气的误解。至迟在汉武帝年代的《周髀算经》中，二十四节气名称和顺序就和今天一样了。《周髀算经》卷下记载：“凡为八节二十四气。” 赵爽注：“二至者，寒暑之极；二分者，阴阳之和；四立者，生长收藏之始；是为八节。” 但是，更早成书的《淮南子》则不称“节”而称为“二十四时”，曰：“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这直指二十四气的实质——记录太阳的运行。二十四个节气的划分，清楚表明了地球围绕太阳公转所造成的周期变化。
如果说“气”的称呼过于缥缈，“时”之一称则清楚表明了地球围绕太阳公转所成的周期变化。最便于帮助理解的是地球公转所造成的四季循环变化。古人本来惯称四季为“四时”，甚至多单以“时”字通谓春夏秋冬四季。明白了这一点，也就很容易理解，“冬至”等“二十四时”，实际上是指地球绕太阳的运动。《周髀算经》中根据竹影相对于竹竿的长度，来区分八节二十四气，实际上就是通过太阳的视运动来划分时节。
可以这么说，二十四节气最早是起源于天文历法计算的需要，实质性就是天文测量刻度。如果觉得二十四个节气名字太难记，实际上完全可以简单地编号为1到24，就如同1到12月一样，并无不妥。至于像“惊蛰”“霜降”“白露”看起来像物候的词语，只不过因其与当时特定的天文刻度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而被选为这一刻度的名称。而现代很多人大肆鼓噪的二十四节气是专门为老农种地而量身打造的神器，以及今天中国的农民想要种好庄稼也非靠它不可，诸如此类的话，实则毫无依据。如果将“二十四气”标示在太阳视运动轨迹上，这一完整循环序列中诸气的前后位置关系恰好与运动位置有关。二分二至这四气之间依次间隔都是90°，实际上它们是处在四个具有特别意义的重要位置上。由于地位重要，二分二至也最早见诸历史文献的记载。
二十四节气的历史演化
如上文所述， “二分二至”有准确时间点，有特殊意义。因此很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记载，这是二十四节气形成的初始阶段。在现有的传世典籍中，《尚书·尧典》最早记录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气，不过具体的名称和后世不同，这四时被记载为“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昴”。因此，“二十四气”形成的初始阶段是仅有“二分二至”，分别称为日中、日永、宵中、日短。
“二分二至”虽然把一年划分为四份，但是太过粗糙了。到春秋战国时期，又在中间等距插入四个节气，成为了“八节”。尽管还不够详密，但已经可以应付一段时间。在战国末年吕不韦组织门下宾客撰着的《吕氏春秋》一书中，以立春、日夜分（即春分）、立夏、日长至（即夏至）、立秋、日夜分（即秋分）、立冬、日短至（即冬至）的叫法，逐次排列了上述“八节”。这说明直到秦统一全国之前，社会上仍然通行这种“八节”制。这些名称更准确地表明了天文学意义。夏至即“日长至”，白天最长的时候；冬至即“日短至”，白天最短的时候；春分、秋分都是日夜等长，“日夜分”。不过这“八节”的具体名称，仍与后来的节气名称不尽相同。
在这之后，历史文献中没有清楚记载从八节到二十四气的变化。二十四气的完整名称《淮南子·天文训》就已经出现。但当中的演化呢？对于二十四气的形成时间，研究者说法不一。仅有的记载是《史记》中提到过“十二节”，但从“八节”到“十二节”只能定位到战国末年（《吕氏春秋》成书），到西汉中期（淮南子成书）。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二分二至”扩展到“八节”，只需要在原有四个节气中等距插入即可。但是从“八节”到“十二节”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古人没有理由会乱序插入，因此辛德勇老师推测是先有二十四节气，再两两合并得到“十二节”。辛老师以汉书为例，二十四节采用两两一组，分为十二组叙述。而“二分二至”全部在一组中的后者。如果是从八节到十二节再到二十四节，那就在中间舍弃了二分二至，这不合理。这也可以作为先有“二十四节气”后有“十二节”的佐证。
然而至此仍没有解决“十二节”出现的断代问题。司马迁和董仲舒都提到“十二节”，表达天文上的意义。再往前有没有记载呢？辛德勇老师注意到，《史记·封禅书》记述嬴秦制定的祠祀制度有一条，“陈宝节来祠”。长久以来，“节来祠”含义不清，古人多乱注疏，或者干脆不注疏。辛老师则结合其他文献，分析认为对陈宝的祭祀，实际应分为“节祠”、“来祠”。前者每月有一次，后者彗星来时有一次。照此，秦始皇时期已经有十二节。
二十四节气的性质和作用
二十四节气起源于天文观测，根据太阳视运动的周期变化而进行标定划分。“二分二至”尚有实际意义，其他的不过是均匀内插得到的。这样看来，其本质上是一种天文刻度。二十四节气的演化，也反应了历法的变迁。一开始“二分二至”只是简单地划分“年”，由于太过粗疏，又慢慢增加为“八节”“二十四节”，并可以将二十四节分组为“十二节”以划分月份，制定历法。《汉书·律历志》中记述节气的形式即为“初”——节气1——“中”——节气2，“初”和“中”按照星宿的“距度”来记载。有“中气”的就是阴历月，没有就设置闰月。
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一套历法现在用于指导生产生活就太粗疏了。现代农业的生产，完全可以精确到天，还需要科学的指导，才能获得丰收。实际上，如今的产量远胜古代，如果在目前还抱着这粗疏的纪年法来指导农业，只会起到妨碍作用。何况“节气”原本就不是出于农业的考虑而设定，相反是农业根据其划分的时间适时而作。因此，辛老师鼓励放弃二十四节气，把它作为一种历史遗产，了解古人的生活，就够了。跨入现代社会以后，我们必须面对世界的发展，采取更加精密的授时。
总结
二十四节气刚刚“申遗”成功，这是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结晶，足够让我们为自己的老祖宗感到高兴。但是面对传统文化，有两种态度使要不得的。
其一就是弃之如敝履。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深感“之乎者也”不能救亡，坚船利炮方能图强。于是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先后提出自己的主张，但无一不是以西学为主。希望通过西化来挽救这个古老的民族。这个过程也导致了对传统文化的哀叹、愤恨乃至鄙夷，认为这是过时而无用的东西。传统文化当然有僵硬、糟粕的一面，但是其中的精华依然是世界文化中耀眼的明珠。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当初的“西化”其实应当是“现代化”。现代化固然由欧洲发起，可并不等于简单的西化。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18世纪欧洲出现一股“中国文化热”，以伏尔泰、魁奈等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启蒙先驱吸收中华文明打破欧洲封建世袭和神学统治，催生发展了自由观、平等观、博爱观等现代概念，促进了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科学等方面的发展。伏尔泰认为儒家是最好最适合人类理性的哲学，他从中发现宗教没有教会、没有一神教，从而找到了自由的价值。魁奈认为中国的专制帝王关注民生，使百姓生活水平相当，认为中国实行的是开明的君主制，从中看到了平等的价值。
尽管他们对中华文明的解读存在误解，但是作为文化交流中的常态，这种文化交流中的误读也是有着积极效果的。中华文明也确实影响了他们的哲学观念，推动了理性的进步，影响了欧洲的政治、文化和制度。如中国的科举制被启蒙思想家当作反对贵族世袭制的工具，成为教育改革的思想来源；天人合一的自然神论被用来反对中世纪神学，民本思想用以推动民主体制的建立。因此，总的来讲中华文明对欧洲启蒙运动是具有深远影响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现代文明并非简单的“西方化”，不是纯西方性的，而是具有普世价值。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把老祖宗的东西全部扫到垃圾堆中去。
但不必弃之如敝履也不等于全盘吸收。第二种态度同样要不得。传统文化需要辩证看待。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确出现了水土不服，就必须接受选择和改造。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有历久弥新的瑰宝，也有放臭了摆烂了的糟粕。如果看都不看，只觉得老祖宗留下的就是好的，一股脑地吃下去，坏的只是自己的肚子。中华文明是伟大而光辉绚烂的文明，我们应该做的是在这基础之上，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其更加多彩，而不是像一个守门的恶犬，任谁要来置喙，就先吠他一脸。我们应该能理性思考，而不是极力夸大民族主义和民族优越感。
现在大家的民族自豪感提高了，是好事。不过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应该建立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而不是蒙上眼睛，把“好”挂在嘴巴上，更不应该拿着粪土偏偏夸说是金子。这样除了显得自己的智商发展空间大，还会让我们的文化蒙羞。拿着《弟子规》夸儒学，拿着雾霾夸发展，这是真的爱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国家吗？只怕高级黑都做不到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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