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中国史为何总在淘汰清官？

几千年中国史为何总在淘汰清官？

前段时间看了《人民的名义》、紧接着又看了《追问》（反腐纪实文学），自然想到了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这本书被誉为中国“30年30本书“，如果你还不知道有多牛，那么我再说一句——“潜规则“这个概念就是吴思创造出来的。

官场内部有许多层面和方面的潜规则，吴思在这本书阐述的最清楚的，莫过于“淘汰清官“定律，也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为何清官难以像公开宣称的那样得志得势，而是经常遭遇被淘汰被残害的命运？又为何贪官总是成群结队、前腐后继，腐败的根子几千年都断不了？

下面是我对部分篇章的简要归纳。

1、《身怀利器》中，吴思提出了一个概念：合法伤害权，也就是人们担心受到手握权柄者的故意为难（不作为、慢作为也是一种故意为难），就一定要贿赂他们，并不是指望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这就是官吏们手握的利器。他们总是能够找到资源财富与权力的结合点祸害别人，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敛钱的规矩可以创造出规矩。古汉语云“势所必至“，事实上贿赂往往是主动上门，你接受了就是“团结一致对外“，拒绝反倒需要几分勇气、几分楞劲、几分恶意——不仅需要翻脸不认“谦恭热心“的送礼者，往往还要翻脸不认亲戚朋友。贪赃枉法的成本很低，拒绝贿赂的成本反而很高。

2、《老百姓是个冤大头》，时空转换到明朝的四川眉县，一个很仗义也很“稀有“的老百姓因为反对县府收税之外还加收类似服务费的事情，“破产走五千里“告御状。事情虽然得到一定处理，但处理的结果让人不得不灰心丧气。其实，搜刮老百姓是各级官员的共同利益所在，官官相护，老百姓告状的成功率不过千百分之一。再算经济帐，这告状花的钱够打发一辈子乱收费，这告状必定是不得已的亏本买卖。因此，老百姓通过经验累积，总结出了类似［民不和官斗，出头的椽子先烂，屈死不告状］等至理名言。既然做贪官风险这么小，麻烦这么少，收益这么高，那么想挤进来的人也特别多，贪官队伍迅速壮大。

3、《皇上也是个冤大头》，皇上作为天道代理人，自然有反腐的正统需要。明朝官员经常糊弄皇上，皇上也必须建立一些监督制度以正视听，譬如派遣监察御史巡查制度，在御史被被监察者收买而失去信任后，甚至又派遣镇守太监（算是皇上身边最信得过的家奴了）去“坐盯“，结果太监们也通通沦陷。再狠的如朱元璋，大开杀戒，“贪赃枉法八十贯论绞“——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万元就要判处死刑，也没有什么作用。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用不了多久，贪官们就认清了皇上的真面目——你糊弄了他，占了他的便宜，捞了他一把，他照样给你发工资，照样给你印把子，照样提拔你升官。

4、《当贪官的理由》，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历史上最低。清官海瑞不贪不占，当知县时穷得靠自己种菜自给，更舍不得吃肉，即便后来当到吏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副部长），去世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辛勤节俭了一生的清廉正直的海瑞却落得如此下场！从经济方面考虑，明朝清官难当，硬要当清官的人，在经济上必定是个失败者。道德的力量当然是有效的，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可以为证。

5、《恶政是一面筛子》，汉灵帝知道下面当官的有很多黑灰收入，管理难度很大让下边独吞又不甘心，于是采取提前收取“承包费“的政策：交够了我的，剩下的都是你的，不交不许上任。这种皇上亲自卖官鬻爵的情形自然是极端例子，但是历史上大量征收苛捐杂税的王朝可多了去了，剥削性强的王朝自然也需要泯灭良心、心狠手辣的官员，清官是呆不住的。因此，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当然，这样的王朝离崩塌也就不远了。

6、《摆平违规者》，清道光年间，山西官场一位县令收集大量证据揭发太原府、山西省府直至钦差大臣一连串高官，目的却不是出于正义，而是这些人拿了他的钱财还不替他消灾，严重违背官场潜规则。官吏们这么不讲原则对无力反抗的小民可以，在官场上则难免遭到报复。最后，一把手巡抚大人出面，上头对下头低头，舍财免灾，高官们凑份子赔偿县令损失，把影响消弭于皇上之前。但也有“一根筋“不妥协的，清嘉庆年间，江苏监察官员李毓昌坚持要做个清官，坚决不收贪官贿赂，结果被贪官们串通其随从下毒致死。两个案例可见，在古代同流合污的利益和风险，那是远远小于当清官的利益和风险的啊！

7、《新官堕落定律》，百科全书《红楼梦》有一个事，我记得中学课本中有收录，贾雨村刚当上南京知府，就撞上恶霸薛蟠打死小业主冯渊的案子，贾知府本欲申张正义，却被门子深入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而变得“识了时务“，又一个想做青天老爷的好同志被拉下了水！朱元璋有一次很痛心地说道：“他们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当官久了，全都又奸又贪“。“全都“二字虽然有点绝对化，但却道出了新官堕落的普遍存在。他们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满口的仁义道德，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满脑子男盗女娼。新官们在身边人的“言传身教“和“热心辅导“下，掌握潜规则的时间大大缩短，迅速堕落。

总结：

很多年前看到过一句话：清官乃不详之物。当时不是很明白。很多年后搞懂了：因为清官是人治的产物，是败政的记录。只有在社会制度无法御奸的情形下，老百姓才寄望个人的德行。“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我们不能呼唤清官，我们需要的是建立让每个官员没有办法腐败的根本制度。

这几篇文章，从官吏与老百姓的关系、官吏与上级的关系、官吏与皇上的关系、官场内部关系等几个纬度，揭示了古代官场陋规（今天叫不正之风）的制度性存在。它的贡献在于，一是把潜规则说透了，形成公开认知了，官僚们也就不能再拿那些大话套话忽悠老百姓了；第二个意义在于，历史的核心结构和现实的核心结构总是相似，我们把腐败存在的结构性原因搞清楚了，在建设现代国家的新的历史进程中，决策者们就可以釜底抽薪，彻底改良土壤，跳出历史周期律，免蹈从秦汉到明清历史王朝都绕不开的覆辙。

引申——我们离清廉社会还有多远？

十八大后，中央强势反腐，当前，不敢腐的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那么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还有多少路需要走呢？纪检专家高波，《廉洁拐点——世界难题与中国答案》《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的作者，在一期《中国正在说》栏目中作了解答，我摘录于此：

从不敢腐到不想腐、不能腐，是个渐进的历史进程，要求整个社会的法治进步，改革利益的调整，以及全社会文明程度的同步进化。

1、需要一个国家能力建设核心。比如，瑞典社会民主党从上世纪30年代起，连续执政40多年，成为社会改造和廉政建设的领导核心，新加坡李光耀率领人民行动党，励精图治几十年，最终打造了一个廉洁国家。

2、需要分两步走，先治后理，先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从不敢腐逐步到不能腐不想腐；

3、所谓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也，参照瑞典、新加坡这些经历过廉洁拐点的国家来看，到实现不敢腐不想腐大约需要二三十年时间。

您对这个前景是否持乐观态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