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三个问题

万维钢老师与熊逸老师针对“国学的三个问题”的问答。

第一问：所谓‘国学’，到底是对全体人类都有价值的通用的学问，还是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风俗学问？

『有一种沮丧叫做：“你某一天终于意识到，中国文化有可能并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 ”这样一种沮丧，在攀比心和自我优越感之外，还有群体认同感的缘故。我们每个人，生来都不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而是天然就被嵌套在许许多多的群体当中。沮丧与否，取决于你的群体认同，而群体认同是可变的，既可以主动地变，也可以被动地变。

认真说来，眼界越窄，排外心理就越强。站在更高处反观原来的问题，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这是庄子的办法。但究竟站在多高才合适，这往往不是个人能够控制的。』

第二问：中国文化中有哪些仅仅是历史遗迹，有哪些对现代社会仍然有用？

即便在西方世界，也不会有什么人很执念地要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术在现代社会发扬光大。

于是有一个值得反问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有用”呢？对“有用”的执念，恰恰是一种典型的国学思维。

第三问：我们对中国文化是不是非得“仰望”，我们能不能站在现代的高度，“俯视”国学。如果一直仰望，怎么能发展呢？

国学为什么一定要发展呢？

探究我们身上的文化基因，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何以如此，我们向何处去。我们像农夫一样生活，有的人只盯着麦穗，有的人却还想了解土壤。

“国学对应的应该是西方的“自由技艺（liberal arts）”，是能让人做事更有分寸，解决问题更有办法，获得真正自由的学问。”

这两种学问，在它们各自发展起来之后，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景观：从出发点到教育结构，竟然处处都是反的。“文科七艺”发展为技能教育，恰恰属于“君子不器”的那个“器”。而国学“君子不器”的精神貌似居高临下，但国学教育早在古代就面临了一种很严峻的读者错位和社会背景错位的问题，所以才会越变越奇怪。（你觉得某个学问好像不合时宜、不实用，其实可能你并不是它的目标读者，不要抛开时代背景去苛求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