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心理是驾驭本能大象的骑象人的话，那么道德就可以说是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驭象之术了。我们一边学习着前人的教诲，一边以自己的方式对这套驭象之术做出修改与增删，这就是道德的成长。
一、古代的道德
不管是哪一种文明，都对子孙后代的道德发展十分重视，并留下了数量繁多的道德方面的著作。虽然具体内容上有所不同，但也有着以下的几点共通之处：
1.重视相近的美德（诚实、正义、勇敢、节制、仁慈、尊重权威等）
2.都会灌输修养美德会使人受益的观念
3.都会强调格言及好榜样，而非逻辑与证明
4.都非常重视实践与习惯，而非基于事实的知识或理论
以上的共通之处表明，我们的祖先很清楚，对美德的训练是需要日积月累、不断重复进行的。他们也很明白，道德教育必须包括对特定情境下正确行为的教育，比起知道如何说来、知道如何做更加的重要。对于古人来说，道德是一种实用性的智慧。
二、西方现代道德
西方现代的道德，是源自于科学与理性的道德。康德倡导理性思维，引导人们思考可以放之四海皆准的道德定律，让伦理学从古代的实用性规则变成了抽象的应用逻辑学。与康德相对的，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强调所有决策的目标都是追求最大利益。
康德与边沁两派的论战一直持续至今。康德的后继者（义务论者）认为道德规范必须得到遵守，即使因此会导致不好的结果。边沁的后继者（结果论者）则明确制定出可以达到最大利益的规则及政策，即便该行为有时会违背其他道德准则。经典的“火车难题”正是鲜明地反映出了两派之间的对立与争执。
尽管两大阵营观点迥异，但他们却也都与源自古希腊的传统西方道德划出了界限，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古希腊道德与现代西方道德的对比
近现代道德的精简化、逻辑化，带来的主要问题有两点：一是窄化了道德的范畴，让道德变成了只局限于特定情境下的行动指南；二是将道德教育的重心变成了道德推论，事实上增加了道德灌输的难度。
三、积极心理学对美德的解说
自80年代起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代表着部分西方哲学家对近现代西方哲学与道德理念的反思。比如伦理学家麦金代尔提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倡议是注定会失败的。任何的道德架构，都是基于某种文化下的共同价值观而建构的。一旦我们拿掉某个人的身份和背景，要讨论他应当具备什么美德，就根本是如同空中楼阁一般。由于现代的伦理学缺乏具象，导致现代西方的道德标准看似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却是空洞无物。
六类美德与二十四种人格优势
心理学界也逐渐开始反思运动。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塞利格曼就是其中的活跃者之一。塞利格曼认为，心理学不应该只关注异常病状与人性黑暗面，而更应该着手于引出人心中潜藏的善良与高贵。
塞利格曼与其他心理学家合作，合力拟出了一份包括6大类美德和24种人格优势的调查表（简称DSM表格）。相比起之前只重视抽象化原则、只适用于特定情境下的近现代道德来，积极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到了“我们希望成为怎样的人”的核心问题上，为人们提供了一条改造自我、加强道德优势之路。
四、美德的未来
除了道德的精简化、抽象化以外，当代西方道德体系还面临着其它的困局，即个人化和包容性。
建国初期的美国，是以清教徒精神为主体价值观的。当时的美国人，非常推崇勤奋、自我克制、愿意为未来牺牲、愿意为大我牺牲的美德。然而随着20世纪美国的日趋富裕，美国社会逐渐转化为大众消费型社会，重视个人喜好、重视自我实现、追求奢华生活、追求提前消费成为了主流价值观。于是“个性”取代“美德”成为了人们的共同追求。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在种族、文化上的愈发多元化，通用性的道德观范围也日渐缩小。教育界逐渐倾向于不向孩子灌输任何价值观，而只教孩子如何寻找价值观。结果就是人们不再有统一的道德共识，甚至导致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对立激化与沟通失调。
当代美国所遇到的道德困境，一定程度上在当下的中国也有所呈现。摸索、发展既有传统传承，又能符合当代人认识水平的共同道德观，不仅仅是纠正社会风气的问题，更是决定整个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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