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没有人是死于甲状腺癌的？应该是有的，反正当时我害怕那个人是我。
普外科可以说是协和医院最繁忙的科室之一，常年人头攒动，热闹的像菜市场，只不过这个市场里充斥的不是你来我往地讨价还价，而是一声声焦虑的问询，一个个紧张的面孔。看着里三层外三层的诊室，我内心大吼：“老子是癌症，癌症懂吗？你们就不能给我让个地吗？”不过事实是，我没胆子喊出口也挂不上号，只是灰溜溜地回了单位，面色惨白如丧家之犬，看见我们领导就来了一句“主任，我能请假吗？”为啥要请假，我也不知道，就感觉心里有个小鬼使劲地跳着，喊着“你都癌症了，还上啥班，还有心情工作吗？！”得知病情仅仅几天，我便犹如戏精附体了，现在回想这得的哪是癌症，应该是想上《演员的诞生》吧。
请了十天的假，算上双休日，整整两周。总之在这里感谢我的原单位（此后还要感谢多次），当时刚入职的菜鸟一枚，还没做过什么像样的事，假倒是无所畏惧地请，居然上面也准了，不得不说是人品和脸皮都爆棚了。每天白天一改自己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的人生信条，坚持去北大游泳馆呛一肚子的氯水，回来还要跟着健身视频跳操；晚上躺尸若干小时看言情小说，藉虚构的狗血情节麻痹大脑，安慰自己现世美好。这种自我安慰式的心理疗法肯定是没用的，还由于缺勤被扣了两千多块工资。至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癌症不算啥，只要死不了；班是要上的，不然我哪来的钱淘宝。
当然话虽这么说，病还是要看的。又一次腆着脸找了所里老师的关系，我见到了外科的于健春医生。于医生是位很和蔼的大婶，是普外科的副主任，她爱人也是协和医院主任级别的。她问了问我的情况，看了我的b超报告，没有丝毫犹豫地给我开了十好几项住院检查，并且让我去做甲状腺穿刺。人生了病，不管愿不愿意，估计都要学会不少新词，掌握不少新概念。我头回听说穿刺这个词，穿和刺，平平无奇的两个字，怎么组合在一起就这么恐怖呢？原来就是要用针管刺进甲状腺体，抽取出细胞样本做病理分析，看是否是恶性肿瘤，精确度更优于彩超。不过穿刺的诊室在住院部，相当于做个小手术，需要提前预约，一约就约到了七月。现在才四月，拖三个月我不是要挂了吗？！内心焦虑万分的我紧紧抱住了单位老师的大腿，医院好心地（主要是因为人情面子）提前到了6月22日，这已经是最早的日子了。这两个月的间隔让我懊恼恐慌，生怕延误了导致病情恶化。殊不知生活是如此地无法预料，两个月之后我没有如约前往当然也没有挂掉，只是白白浪费了老师的人情。而真正的第一次穿刺竟是在五年后的英国诊室里，这一切谁又能想到呢？
这两个月究竟发生了些啥，导致我其后的治疗方案来了个大逆转，从西医转向了中医？原因无他，只是我老爸回来了。一接到我的电话，我爸就风尘仆仆地从威海赶回来了，并且请了长假回家照顾我。见面的第一眼，我从他的眼神里读到了父亲两个字，真的就是两个大大的汉字，跟弹幕一样挂在我爸的瞳孔上。我爸是特别爱我的那一种父亲，可能因为我长得特别像他（这也导致我没什么异性缘），也可能因为我妈以前得过大病，总之他有个女儿不容易，所以从小看我看的紧，管我管的严，晚回家就开骂；生活上我是啥也不操心，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爸做饭还特别好吃，所以我不是那种特别馋喜欢在外面吃饭的人，因为从小就吃的好。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这也成了之后我沉重的负担和我俩间的矛盾点。
我爸是个文科生，不怎么相信自然科学，因为我妈生病之后是靠中药调理好的，所以他挺相信中医。刚开始我们都一门心思急着做手术，但穿刺远在两个月之后，这中间总不能傻呆着。他买回了一大堆癌症相关的书，在家学习起来。有一些是中国医生写的甲状腺癌指南，有一些是国外医生写的健康理念，还有中医的古方子，反正五花八门啥都有。这些书我是不看的，没事听我爸絮叨一下就够紧张的了，再自己看的话估计要吓死。不过看着看着书我爸就有点改主意了，他越来越觉得把我的甲状腺一刀切掉是不对的，人少了一个器官，怎么会像医生说的一点影响也没有？我的甲状腺左边几乎长满了结节，其中有几个非常大，最大的一个有4.6厘米（甲状腺是不是都没它大啊），而且钙化严重，血流丰富，从指征上看趋向恶性。右边倒是相安无事，平滑得很，不知它俩是怎么相处的。外科医生的意思是只要有恶性的结节，基本都要全部切除甲状腺，何况我这些结节还大的逆天。我爸觉得既然右边没事，抽血验出来的甲功也正常（这里表扬一下我的甲状腺，重病还坚持工作，比我强多了），为啥要全切掉？切掉了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生孩子行不行？我们向每一个看过的外科医生求证过这些问题，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不会。但人内心深处的疑虑不可能像两个字这样戛然而止，老爸越来越倾向于不急于手术，多看看其他医生，包括中医。他的想法是切了就没有了，长不回来了，暂时不切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从小到大，在重要决策上我是没什么发言权的，像高考志愿啦，读不读研究生啊，找什么类型的工作啦，都是我爸说了算。甲状腺长在我身上，怎么对付它还得听我爸的，我大概也是甲状腺界的一朵奇葩了。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前期走过的这些弯路，使我拖延了好几年，最终迎来了到英国治疗的机会。现在看来既冒险又好笑的疗法，当时却是狠心下的决定。那些日子我常能看到我爸深夜在阳台上抽烟，想来应该是拿自己女儿的性命赌博的滋味实在难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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