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温带气候决定论”指出：“夫酷热之时，使人精神昏沉，欲与天然力相争而不可得；严寒之时，使人精神憔悴欲与天然力相抵太剧，而更无余力以及它。热带之人，得衣食太易，而不思进取；寒带之人，得衣食太难，而不能进取。惟居温带者，有四时之变迁,有寒暑之代谢,苟非劳力则不足以自给；苟能劳力,亦必得其报酬。”
梁任公学贯中西，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他认为“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而勃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大力介绍西学，出于变法需要，温带气候决定论提出可能也出自此意。
梁启超的“温带气候决定论”源自地理环境决定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个别民族特性与社会性质。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认为“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认为地理环境从多方面控制人类，对人类生理机能、心理状态、社会组织和经济发达状况均有影响，并决定着人类迁移和分布。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人们对自然与人关系的思考，对自然与人关系，我们的老祖宗也做了思考。
《周易・乾卦》:“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共德,与日月合共明,与四时合共序,与鬼神合共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人和天地万物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在人们未能充分地了解自然时候，主张融糅自然，与天地合共德,与日月合共明,与四时合共序,与鬼神合共吉凶。当人们认知了自然的时候，就应该依照自然的变化，决定生产、生活方式。这个理念也许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源头文化。
不论是儒家崇尚的“天人合一”,还是道家推崇的“自然无为”，其理念都是“先天而天弗违”。正如《孟子・尽心》所说的“上下与天地同流”和《庄子・齐物论》所讲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都是与天地合的境界的体现。而且这种融糅是全方位的，甚至把人的自身也包括进入。
《灵枢・邪客》道：“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
我们的祖先先是主张与天弗违。一旦出现了与天相违时，祖先们期望上天能降下祥瑞，赐予吉祥，于是，便出现了原始的祭祀。当祭祀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就只能靠自己了。
《易经·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诗经·大雅·文王》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吕氏春秋·季春纪·先己》）。西周尹吉甫曰：“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合天、适天到人定胜天是“后天而奉天时”最高境界的表现。
在自然与人关系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和拉采尔等的认识和主张，小道尔，不值一提。这不是文化的自大，而是对我们祖先的肯定与骄傲！也是对我们生生不息传统文化的理解。在学习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崇洋媚外，不如先了解我们老祖先的智慧。
2016年某夜胡思乱想随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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