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

今晚，我又坐在霓虹里，我不自觉地冷笑。夜色包裹着满城的声音随风飘散，窗口割下的这方城市让我一次一次陌生，尽管书还在书的位置，桌子还是纹丝不动，我靠在椅子上轻轻地晃着，我想一定有大事情要发生。我呆呆地等了一年又一年，等来的却是些微不足道的人和事，我觉得应该的都没有发生。淡淡的恐惧日渐变浓，我是一撑再撑。亲爱的，面对你，我常是同一个人，也常是另一个人。

如今，他们对我的印象还停留在我七八岁年间，都说：“他白白的，没有血色。大大的眼睛，怔怔地看人。喜欢笑，笑起来鼻子上有横着的细纹。”我没精打采地走来走去，坐没坐相站没站相，软乎乎的像根草绳。爸爸准备了整整两年，要带我进城看医生。为了坐一次汽车，看一眼城市，我盼了整整两年，最后落下了夜夜失眠的病根。

长沙城里的医生抽了我一管子血，剪掉了我一小撮头发。他要我把下颌放在一块闪亮的铁皮上，反复说看前面，睁大眼睛。前面是两个玻璃洞洞，里面花花绿绿的一团，分不太清。

医生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呆呆地看着他，满脸通红。我在思考是用普通话还是用长沙话回答。在爸爸面前，我从来都是金井话，突然说出另外一种口音，是平生第一次，很艰难很陌生。爸爸一一替我作答，他咬着舌尖，尽量用纯粹的长沙话，避免让人察觉是个乡下人。对穿着我俩有充分的自信，上下都是大城市的姑妈邮寄的旧衣服，老家人表达过充分的羡慕嫉妒恨。回头，爸爸责怪了我，说我是“阶基大王”，在家唧唧哇哇，大场合噤若寒蝉。我没回嘴，紧紧地拉着爸爸的手，生怕走丢了。

爸爸给我买了一颗橄榄当午饭，他自己接了杯自来水。我说，只要你帮我买个放大镜我就不要吃别的东西了。下午排队取结果，爸爸很紧张，他反复摸着我的头说：“你呀！只要听话就挺漂亮。”医生说我贫血，眼睛是假近视。爸爸就这两个病反反复复地问，确认我没生命之虞，眼睛不至于瞎掉后才牵着我出来。医生反手关门说：“乡里人。”

我跟着爸爸紧走慢走，渐渐对红绿灯失去了兴趣，看高楼大厦的目光也黯淡了下来。总觉得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我，满城的长沙话都高人一等。爸爸只好蹲下来背着我上了公共汽车。车上很挤，叮叮当当的。我站在两节车的连接处，转弯的时候，我脚下的圆铁板也在转圈，我偏倒在一个年轻女人的身上，女人说了句“讨厌”，眼睛一斜，反复掸着衣裙。我抬起袖子闻了闻，昨夜洗澡的香皂味还在，干干净净的，不知道她掸什么。

爸爸拉着我爬上他学生的货车，我们坐在很多面粉袋上面，粉扑扑的。太阳隐隐退去，我们随着颠簸摇晃着身体，感觉舒服极了，我们相视而笑。

月光下，妈妈和弟弟站在河堤上等我们。妈妈接过大包药物，爸爸递给弟弟一小纸包点心。我们全家过年似的，有说有笑地朝家走去。爸爸小声叮嘱：“不要到外面炫耀说进过城。”我和弟弟懂事地点点头。

初中二年级，我争取到了再次进城，这是一次十来人的团活动。爸爸拼了老脸找校长，校长答应安排我参加，他是爸爸早年的学生。

妈妈帮我穿了件白西服，在我的白鞋子上反复涂石灰粉。我偷偷地在头发上抹了很多清水，我一直想有个《上海滩》里许文强的发型。

妈妈塞给我两元钱零用，弟弟眼巴巴地看着我远去，嫉妒得泪流满面。

同行的都是平日里说不上话的同学：文教办的干部子弟、国药店、供销社的少爷小姐们，在他们面前，我焉焉的，他们住在街上的红砖房子里，他们不时从药材仓库里拿出甘草、党参分食，我们住在山冲里的孩子有时候也能得到几小块，我得到了就会留着回家和弟弟对半分。偶尔，他们会在课间吃香蕉、苹果什么的，我远远看见，那形状和书上画的几乎一模一样，爸爸教育过不要馋嘴，我急忙转身去忙点别的，视若不见。

我除了能写几篇文章，偶尔被老师表扬外，别无所长。我拿不出一件让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我口袋里偶尔藏着几支花花绿绿的粉笔头，那是爸爸“贪污”给我的礼物。放学后，我就分一支粉笔给岭北的王长树，我俩笑嘻嘻地在桥洞里涂涂画画，我写：“我喜欢鲁迅。”他写：“我要当董存瑞，炸碉堡。”我看看他矮矮的个子，摇着头笑。我画了个碉堡，然后两人一顿乱涂，口里炮声隆隆：“嘭！嘭！”

谁知，同行的同学都还愿意和我说点什么。彭光还主动把墨镜架在我鼻子上，我感到凉沁沁的。我直直地对着太阳看了半天，说不出的温暖和清凉。我站在长沙烈士公园的花丛中照了张像，长脸圆镜瘦西服，“末代皇帝”出来了。王宇许诺回去送给我一个注射器，因为他的爸爸是医院的院长，他甚至答应带我去看看关在后院的两个神经病人。

我毕竟是进过城的人，我保持着充分的警醒，体现着应有的内行。我会在绿灯亮了的时候，第一个回头招呼大家：“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在公共汽车上，我指着抓手，大声招呼：“看！大家抓这里。”我蹲在地摊前，用流利的长沙话帮王宇讨价还价，买下三张有翁美玲头像的明信片。

老师把我们带到一个大展厅，进门的一块白布七零八落，斑驳焦黄，上面写着鲜红的四字：血壮军魂。这里陈列的都是湘籍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烈士遗物，“血壮军魂”是缪勤的请战血书，他毕业于长沙炮兵学院，开慧乡人。开慧在金井隔壁，我们是可以用母语交谈。他的水壶摆在那里，布满弹孔。他的钢枪竖在那里，枪管已经扭曲变形。两包浸透了献血的香烟上贴着一张纸条：谢谢你替我收拾，请抽烟。一切，都在意料之外，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个二十三岁的大学生倒在老山的1115高地上，再不回来。他说：穿一身军装就要有军人的骨头！是祖国的儿子就要与祖国同仇！

在烈士像前，我们排队默哀，老师要我们敬礼：有人鞠躬、有人举起拳头、有人扬手行队礼，我立正挺胸，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依稀看见一个金发老外对着我不停拍照。我停留了两秒，那是我人生中最初的影像，至今不知道漂泊到哪国哪乡了。

这次进城我获得了超越“阶级”的友谊，彭光把他爸爸的红领章借我三天，王宇一放学就邀请我去医院看各色病人。我婉拒了王宇的好意，我急匆匆跑回家，翻出旧军装，别上红领章，和弟弟轮流穿着照镜子。我喊着“一二一！”在邻居前走过，他们让出道路，站在一旁笑眯眯地行注目礼。对越战争还在继续，稍有点门路的人家都会设法藏一套旧军装，逢年过节就穿着出门，一时间，大路上迎面走来的似乎都是刚下战场的军人，只是有些已经白发苍苍，有些却是鼻涕长流的娃娃。

坐在我前面的是个女同学，名字叫张洁，她是校长的亲戚，从北京过来的插班生。大城市里来的就是不一样，一条发白的的确良裤穿在她身上比穿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都要好看。她说话京腔京调，老师都模仿她念字。我也悄悄地学过几个卷舌音，读出来被彭光一伙嘲笑了好久，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确实没往深里想什么，但从此说起普通话也只好带点唱读的腔调，能读出味道的地方舌子一滑而过，这样的塑料普通话让我们和身同尘。张洁是坐飞机过来的，她把飞机上的餐盒放在我桌上，小声说：“给你吃。”我趁人不注意，撕下餐盒上的航空标志夹进字典里，把餐盒送还了她。太贵重的东西了，我完全没能力还情。王宇却大大方方地带回家去了，他兴冲冲地给人看、让人闻，直到飘出浓烈的馊味才罢休。

张洁背了一包城里的笔记本、圆珠笔、玩具汽车、军棋什么的摆在操场上，我们拿出自制的弹弓、鸡毛毽子、陀螺 铁环跟她交换，我和王长树用一把木头枪换了张洁的塑料水枪，我俩说好：一三五归我玩，二四六属于他，周日让水枪休息。我俩小声说：“张洁妹子有点宝气。”我们特意把妹子两字拖得老长，避免别人说我们关系那个。

中考临近， 我有些慌。我开始意识到若考不上个好学校，我就永远留在农村了。数学老师把我叫过去，很诚恳地说：“你脑子慢不是你的错，别急，尽力了就行。”我看着窗外惊飞的小鸟，泪流满面。

这时候，我跟爸爸住在学校那间不到十五平方小房子里。爸爸眉心扯得通红，他正猫着身子在煤炉前帮我煎荷包蛋。我倒了杯维磷补汁仰头喝下，我的头皮漾过丝丝酥麻，双颊微红，我对着镜子审视着自己，我决心要追回逝去的年华。

晚十点，爸爸开始在我边上打瞌睡了，他右手拿着笔停留在学生的试卷上，上眼皮耷拉着，脑袋越垂越下，口水一丝丝挂在桌沿上，发出亮晶晶的光。“睡觉呢！”我推了推他的手。“哎！我硬是来不得神哦！”他唏嘘着爬上床，将一条毛巾盖住自己的眼睛，交代我说：“你还是身体第一，最多还复习半个小时就要睡咯，自己注意看闹钟。”闹钟嘀嗒着，我独自在书本里看着似曾相识的风景，眼看就午夜十二点了。我把闹钟拿过来，反拨到十点二十分。然后蹑手蹑脚地替自己倒上小半杯维磷补汁。爸爸翻了身，打着哈欠，悉悉索索爬起床，朝厕所走去。回头他瞟了眼闹钟：“哦！十点二十了，最多还搞十分钟，明天要早起呢！”“好！好！”我对着窗外的月亮得意地笑。

凌晨两点，我把闹钟拨回来，然后静静地躺倒爸爸的身边去。我对自己充满了敬意，我千百次第对自己说：“长此以往，必成大器。”

有意思的是，给我送录取通知书的是我的数学老师。她把师范录取通知书放到我手上，抓着我的手一握再握，就是不说话。

整整一个暑假，全家都在张罗我进城读书的事情。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人前走过，对各种赞美置若罔闻。我站在高高的后山上，想着若干年后后的事情。那时，我将从河堤上的垂柳下穿过，将跨过长长的田畴，绕过水塘，穿着西装回来，留着长发回来，手臂上搭着风衣回来。

我提着箱子和蛇皮袋子，和爸爸一起进入暮色中的城市，会拐弯的路灯排着队接我。我和爸爸在乱糟糟的寝室里，在八十厘米宽的单人床上和衣挤了一夜。一堆听不懂的方言让我如同隔世，我靠着爸爸的背发出老家的鼾声。

醒来，我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玉兰飘香，高楼耸立，爸爸张着嘴巴，打量着四周。他把我领到班主任面前，胸有成竹地说：“邱老师，我也是教育战线的。我的孩子拜托您了。他第一次独立离家，请您多费心。”邱老师点点头，从他瞟我一眼的余光里，我知道他没认同爸爸这个乡下教师，也没觉得我和莘莘学子有什么不同。我浅浅的自尊和淡淡的优越感荡然无存，我强忍着泪水，把爸爸送到学校门口。他挥挥手：“快回去，快回去，一个人第一别出校门。”

寝室里就我一个外乡人，我唯一的同乡被安排睡到隔壁了。他叫王宣武，农民的儿子。他没心没肺地笑着，和几个浏阳人用蹩脚的普通话交谈着，吃着带来的罗卜条。

寝室里的同学都在观察我，他们对我所有东西都充满好奇，有人居然凑近看我怎么打开箱子上的密码锁。这群陌生人太危险了！晚上，我把所有的生活费埋进袜底，把箱子放在床头，在暖瓶、桶子上写上名字，放在视线范围里。我仔细分辨着他们的言语动向，我睁着眼睛等啊等，等到他们都睡着了，我才小心翼翼地上了趟厕所。回来，我躺在异乡的床上，泪水在被窝里慢慢地流。

第二天，我尝试着跟陌生的同学搭讪，尝试着把陌生的老师当成可以信赖的依靠。他们礼貌地看着我，问一句答一句。我喝着五分钱一份的豆腐汤，看着身边狼吞虎咽的王宣武，对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

我决定找班主任说说，我在镜子前酝酿情绪，我想我可以伤悲，可以流泪。我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请他把我安排和王宣武睡在一起，哪怕和这个不懂人类感情的角色呆一会，也可以多少感受些家乡的味道啊！

班主任看着我笑，我泣不成声：“老师，您知道，我从小就体弱多病……我从来没离开过父母……”在他那里，这都不是理由；历史地看，这些也不是理由。我依然躺在外乡人中间看着家乡的月亮，听着城市的风雨。

我写信给爸爸，我说想他们，说喜欢家乡的小河，喜欢看夕阳下弟弟牵着老牛回家。十分文艺十分抒情。爸爸回信说：“好男儿愿作千秋鬼雄而誓不返家门。”我的爸爸，那么瘦弱的身躯居然发出如此磅礴的声音，我擦干眼泪，一下子振奋起来，一股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情感油然而生。多年来，我的人生徘徊在两个极端，在风吹草动的耿耿于怀和一跺脚一咬牙的慷慨激昂中震荡潜行。

国庆节演讲比赛，我借了一件黑风衣穿上。主持人走上台替我报幕：“今天是全国人民大喜的日子，但是有个人却说他恨，他恨什么呢？……”我朝主持人赞许的点点头，阔步走上前台，将风衣往后一甩，大声说：“我恨，我的口不是火山的喷口，纵是，也喷不尽对祖国的满腔热情……”台下掌声雷动，我踱着方步，甩着头发，抡起拳头，那经典的做秀都是许文强教给我的，要是搭条白围巾那就更好了，可是那个年代，哪里借那么精贵的行头呢！我以第一名的成绩风靡全校，老师同学见了我都要笑一笑，我不露声色地点点头。一个人爬上教学楼顶，将一根竹笛吹得如泣如诉，全校人们都不知我有多少诉不完的爱恨情仇。我自己感觉自己笑傲江湖，好深沉！好深沉！

不久，我看见了真正的油画，是王老师的自画像。他长着一个又红又大的鼻子，长长的脖子扭动着长长的脸蛇行在校园里，他的头发绒绒的四处飘散，他眯着眼睛打量着你，思索着你的明暗关系，似乎随时要抽出一张纸画你。但他绝不画你，我鞍前马后地跟着他，希望他示范一张头像给我看，他总是说：“以后有机会的。”在老家的时候我读过金庸梁羽生，我知道，要学上乘功夫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忍辱负重证明自己道心坚定才可以。我省吃俭用，用饭菜票换来啤酒孝敬王老师，喝上两口他就摇晃着身体，他用吉他打着节奏大声地吼着：“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我说你世上最善良，我说你世上最坚强……”他破破的嗓子歇斯底里。不久，他被学校处分，他和我的同学张小妮谈恋爱被发现了。他一个人抱着吉他坐在宿舍楼的老槐树下，他忧伤地眼神点燃了我，我迎着他咳嗽般的吉他声走过去，患难见真情，我要好好地陪着他。他创作了一首歌，他唱：“天地间，人生中。”我接：“谁能毫无过错。”然后我们齐声唱起来：“再说一遍，一遍故事，让世人再去评说。”一切让历史去说吧！一切都随风飘散的。可是，风啊风啊，为什么你就不肯给我一个说明？王老师终于教我画了一张水粉，金黄的铜壶，一串香蕉，几个梨子安静地躺在灰布上。小小的一张画，平生第一张色彩荣获学校美术比赛第一名。那时候，我简直认为我的才能是无限的，我几乎在学校的天空里飘了起来，我几乎找到了一个外乡人应有的美丽。但我坚持学画头像，我觉得未来是不可预知的，倘若有一天流落街头，我帮人画像也不至于饿死自己。

当然，能学会拉二胡就更好了。戴副墨镜，穿件长衫，像阿炳一样的目无表情，像阿炳一样的欲哭无泪。走上街头，一定是最艺术的营生和最美丽的风景。我拉着二胡眼巴巴地看着音乐老师，没办法的，罗老师总守在几个女同学面前，捏着她们的手指帮助在弦上找音准。我傻乎乎地等着，只恨自己不是女儿身。

我和化学周老师一起站在窗前，透过录音机的小话筒念着十四行诗。我说我是童自荣，我说我愿意是激流，原意是山顶的小溪。他说他是乔榛，他说雅典的少女啊，在我们别前，请把我的心，把我的心交还。那时候，他才大学毕业，墙头贴着林青霞和张曼玉。他对我说，好想快点结婚。

二年二期，我高票当选为学生会主席。89年春夏之交，赵一安校长站在高高的土台上，我站在他身边。台下是黑压压肃立的同学们。赵校长穿着五四时期的立领，留着闻一多的头发，满脸的络腮胡子张飞样的桀骜不驯。他振臂高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学们，该负起我们的责任了！反对腐败！反对官僚！……”我看见鼻涕、口水挂在他乌黑的胡须上，眼泪从他啤酒底的镜片上滴落。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在街上走过，我们垂泪纪念着胡耀邦主席，喊着民主法治的口号，保持着懵懵懂懂的敬畏和理性。回校后，我们该吃饭吃饭，该上课上课。只有赵校长在前坪老樟树下仰天长叹：“长歌当哭！长歌当哭啊！”

文革期间，赵校长是一中的校长。反绑双手的龚老师跪在赵校长面前，他的妻子已经被红卫兵批斗至死，横尸身旁。他苦苦哀求要红卫兵放手。赵校长也是这样的仰天长叹，手足无措：“运动啊！这是运动啊！”武斗狂潮，进城的农民和市民紧紧包围一中教学楼，断水断电，有人点燃棉被放火烧楼，全校学生危在旦夕，刹那间一人高喊：“我是校长赵一安，要抓就抓我，求你们不要伤害学生。”说罢，一个人从三楼窗口跳了下来。“赵校长！”“赵校长！”楼上的学生哭喊成一片。赵校长坠落地上，身受重伤，脚上粉碎性骨折。十几个人上前抓他，他爬在地上喊：“求你们快灭火，快灭火……”这时，几个良心发现的人，提水倒向熊熊烈火……

时间依然流逝，琴声在青山绿水的校园延绵。文选章老师把我叫到家里，对我说：“我琢磨出一个投稿的好办法了，我俩都可以试试。”他把我的稿件折得小小的，用一个小信封套起来，然后依次在外套上更大的信封，又用报纸包，白布裹，成了一个大大的包裹，最后郑重其事的写上长沙晚报副刊部收。他说：“这样邮寄过去，好奇心会驱使他们重视你的稿子，不然肯定会被埋没掉的。”从此，我们长期去邮局寄包裹；从此，我和他日日等着邮差送稿费单过来。如今，我的文字开始变成了铅字了，章老师，你呢？你在哪里？

当我习惯了把异乡当成了家乡，当我举手投足都让城里人看不出异样。我站在高山之巅，觉得下山后，我的未来就是万家灯火的未来；我看着江水汤汤，总觉得远方的大海不过是我日后围着散步的池塘。

我双脚并拢，弯着腰蹦蹦跳跳：“姑娘姑娘，你漂亮漂亮，警察警察，他手里有枪……”

我健步如飞，头也不回地从一堆女生前穿过，我默默告诉自己，挺胸抬头，肩膀别晃。

我站在舞台上大声疾呼：“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

我毕竟是做了主席的人，别拿学生会的主席当干粮。我心里的王国触目皆是，在爱琴海的中央，在伊斯兰堡的每一条小巷，在雪山之巅，在塔希提的红土地上。

可是容不得我多想，毕业了。都说这一走是千万重阳关也责难留。我没有拥抱，没有哭泣，也没有彻夜长谈，我安安静静地整理着所有的书籍，哪怕一个草稿本也打包运走。我走到教室，在最秘密的墙角细细刻下：“不要问为什么，一切因为这里曾经有我。”我幻想着未来的某一天我向世人展示这一胜迹，体现当年我的未卜先知，高瞻远瞩。但我去年途经故地，只见断壁残垣，芳草萋萋，无情的人事更替把我的字迹我的幼稚我的梦全埋在那里了。

凌晨5点，学校门口，街灯列队送别，那暖暖的微光，依旧如迎我时的模样。赵校长站在桥上，高大的个子，一身憔悴，满脸虔诚，下巴上的胡子抖个不停。他径直走到我身边，握住我的双手说：“知道你走，我特意来送送你。很多很多，学校对不住了！我表示歉意。从此后，保重身体，一切靠你自己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泪水无声滑过，三年的城市生活也就此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