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滨逊漂流记》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人们常用极致的空间变化，来表达一种乌托邦式的乐观精神。鲁滨逊在荒岛上和一个野蛮人成为了朋友，少年派在茫茫大海中与一只孟加拉虎成为了同伴。那么，假如一群小男孩流落到荒岛，又会发生什么呢？
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正是以此为内容，写出了自己的第一个长篇小说《蝇王》。他虽然选取了荒岛题材，却打破了人们心中“乌托邦”的理想。
戈尔丁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未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场原子弹战争中。一群6至12岁的男孩们搭乘飞机离开家乡，不幸遭遇飞机失事，没有一个大人生还，孩子们被迫流落到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岛。
起初，孩子们推举拉尔夫为首领，一边文明有序地努力生存，一边等待救援。但岛上若有若无的动静，引起了孩子们对怪兽的恐惧，孩子们陷入了焦躁不安。与此同时，一个叫杰克的男孩开始带领大家狩猎，孩子们渐渐沉浸在毫无拘束又刺激的狩猎快感中。
拉尔夫和杰克的权利斗争愈演愈烈，孩子们分成两个帮派，直到只剩拉尔夫一个“反叛者”。正当杰克一派准备用削尖的木棒，像对付野猪一样除掉拉尔夫时，英国海军舰队发现了这个火光冲天的荒岛，带走了孩子们。
《蝇王》于1954年首版，戈尔丁也由这本书奠定了在世界文坛的地位，并于198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在《蝇王》的题序中写道，“野蛮的核战争把孩子们带到了孤岛上，但这群孩子却重现了使他们落到这种境地的历史全过程”。
从人性之恶，到呼唤救赎
在《蝇王》中，戈尔丁将抽象的“恶”，用象征的修辞手法表达了出来。他赋予了具体事物更深的含义，也更具象地阐释了他对人性的理解。
在孩子们刚登上荒岛时，就有了关于“怪兽”的传闻，“潘多拉魔盒”就此打开。
直到某天夜里，拉尔夫几人在山上看到一个巨猿样的东西。狂风吹过，那东西抬起头，一张破烂不堪的脸正直勾勾盯着他们。事实上，这是夜间战斗中牺牲的飞行员，他挂着降落伞被吹到了岛上。但孩子们却用它取代了脑海中“怪兽”的模样。
“怪兽”带来的恐惧，让孩子们渴望得到某种庇护。这时，杰克的狩猎舞蹈，给了他们一种力量。
杰克本来是唱诗班的领队，来到荒岛后，带领一队男孩开始打猎。他们的舞蹈仪式，本来是随意的打闹，但后来变成了一人装扮野猪，其他人假装用木棒打他。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他们一边跳一边唱：杀野猪噢，割喉咙噢，放它血噢。
这种舞蹈，和崇尚力量与杀戮的野蛮人无异，但却成了孩子们驱散恐惧的法宝。正当他们沉浸在嗜血的狂热中时，男孩西蒙从山上下来，要告知所有人“怪兽”的真相，可是却被同伴们当成怪兽围攻打死了。
怪兽到底是什么？西蒙曾对同伴们说，“大概野兽不过是我们自己”，可是没人能听懂他在说什么。于是，他决定独自上山去查个明白。
西蒙在山上遇到了“蝇王”，就是杰克插在木棍上的猪头，它已经腐烂不堪，围绕着一大群苍蝇嗡嗡作响。恍惚中，西蒙听到蝇王说，“别幻想野兽是你们能捕捉、杀死的东西，你知道的不是吗，我是你的一部分...”
真正的“怪兽”是人内心深处的“恶”。在戈尔丁看来，这种“恶”与人们对“权力”的迷恋密不可分。
拉尔夫之所以成为领导者，是因为他第一个吹响了海螺，让孩子们联想到一路上带着话筒、监管他们的大人。谁想发言，也必须手持海螺。海螺，俨然成为了“权力”的化身。只是这个权力，需建立在人类文明的秩序之上。
杰克的领导力显然更胜于拉尔夫，并且他掌握着岛上的猎手，也是唯一的“武装”。他对拉尔夫的那套不屑一顾，他要用一种权力瓦解另一种权力。最终，杰克崇尚的原始的、“主宰者”的力量，击败了文明。
戈尔丁对人类内心恶的描写，正是以文学的形式对人性进行反思，寻找恶的根源，从而探索一条通向善良的道路。
荒岛上的混乱，正对应着当时的真实世界
莎士比亚的笔下，哈姆雷特曾赞叹“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而戈尔丁的笔下，人类不过是“the Animal”，一种特指的动物。戈尔丁由自己对时代的认识，选择了批判人性的立场。
1940年，29岁的戈尔丁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英国皇家海军。他曾多次参加海战，并在著名的诺曼底战役中指挥击沉了德国的战舰。退伍后，他开始了文学创作，并以自己的经历作为素材。
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硝烟仍未散尽，冷战阴云笼罩。全世界的参战国都受到了战争的重创，英国也是如此。战争不仅冲击了经济，更冲击了人们的价值观，善恶是非变得模糊不清。
小说中，拉尔夫和杰克分别代表民主和极权。拉尔夫遵循以往的社会秩序，确保大家的安全，安排生活细节，坚定大家终将得救的信念。杰克则为所欲为，带领众人在癫狂中杀死西蒙，用石头砸死绰号“猪崽子”的小男孩，最后在山林中放火围捕拉尔夫。正是拉尔夫的优柔寡断、委曲求全，一次次怂恿了杰克的野心。
这让人不禁联想起，英国当时的张伯伦政府面对希特勒执政的纳粹德国。希特勒从吞并奥地利，到进攻苏台德地区，再到入侵捷克这个重要的战略补给地。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助长了纳粹的嚣张气焰，以致于他们肆无忌惮地又一次锁定了波兰。
戈尔丁洞悉了这一点，用文字警醒人们，如果民主文明不能加以巩固完善，极权就可能以诱人的方式，再次浮出水面。
在《蝇王》中，戈尔丁还描写了一个基督一样的人物，就是西蒙。他有博爱的精神，会帮年纪小的孩子摘高处的果子，会把肉分给受欺负的同伴。他不与任何一派为伍，转而与大自然进行沟通，把森林中的一角变成了“教堂”。他在寻找“怪兽”的问题上，显示了超出同龄人的洞察力和先知般的智慧。
然而，患有癫痫的西蒙，晕厥时总是口吐白沫、浑身抽搐。他无法完整表达自己的想法，众人也只把他看成一个怪胎。
这就像20世纪，尼采高呼“上帝已死”，宗教地位黯然失色。虽然中世纪的欧洲，曾有一段政教合一的时期，但随后宗教便沦为了一种斗争工具。二战中，基督教在民主阵营遭受冷遇，也与极权阵营的野蛮邪教尖锐对立，想依靠宗教的力量来拯救战争中的人类，作用简直是微乎其微。
除了宗教，戈尔丁还提到了科学。绰号“猪崽子”的小男孩，热衷科学发明，认为科学应该讲究纯粹。他用自己厚厚的眼镜片聚焦太阳光，升起了荒岛上的火种。
但是，他身患哮喘，很多时候都力不从心。他最先发现海螺，却气喘吁吁地无法吹响它，他把海螺递给了衷心拥护的拉尔夫，助他成为领袖。但拉尔夫在言谈举止中，对“猪崽子”没有半点尊重，杰克对他更是态度恶劣，甚至最后抢走了眼镜，让手下用巨石砸得他脑浆迸裂而死。
科学在政治斗争中同样孱弱无力。二战中，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早已察觉到科学已经不再是造福人类的工具，反而成为了杀人利器，除了痛心和愤怒，他们无能为力。
戈尔丁是否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曾经在评委会中产生过争议。但部分评委坚持认为“戈尔丁的作品，用明晰的现实主义叙述艺术和多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神话，阐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最终决定予以颁奖。
不仅重视人类的社会性，更不能忽略自然法则
诺贝尔颁奖词中“普遍的”是universality一词，它还具有“宇宙的”含义。戈尔丁自己的解释是：尽管“普遍的”更易于理解，但我选择“宇宙的”则更加含蓄。
戈尔丁认为自己的作品不仅局限于人类的社会性，还应该延伸至更广泛的视角，那就是宇宙和自然。
他在《蝇王》中，塑造了一个美丽的珊瑚岛，“挺立着的棕榈树形成一个罩盖着地面的绿顶，里面闪耀着环礁湖反射的散光，树林里的小动物在喧闹，清澈的水中海藻和珊瑚璀璨夺目，空中翻飞着各色蝴蝶...”
这里原本是一个世外桃源，但是随即上岛的孩子们第一次意外失火，就让一整片的树林葬身火海，这种破坏力让孩子们激动地欢呼雀跃。最后一次，杰克带着男孩们围捕拉尔夫，更是毫不顾忌岛上是否还有赖以生存的资源，他们放火烧山，整个岛屿浓烟滚滚遮蔽了太阳，树枝在火中爆裂，一切不复存在。
所有孩子中，唯一醉心于大自然的，只有西蒙。他独自坐在林中空地上惊羡于大自然的美，他钻进藤蔓和矮灌木丛织就的毯子里，身后的枝条会自然合拢，稠密叶子和乳白色花蕾搭成了华盖，这里成了他用来祈祷的“教堂”。戈尔丁说，“他真的将森林一角变成了教堂，也许不是一座砖石教堂，而是一座精神的教堂”。
这就是《蝇王》中的大自然，既慈爱又残酷。西蒙尊重大自然，大自然为他撑起华盖，提供鲜美可口的食物果腹；孩子们肆意破坏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加以报复。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人类历史。从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到殖民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欲望的无限扩张，不仅给自己带来灾难，也给地球带来了无尽创伤。战后的环境污染、资源匮乏、气候恶化，生态失衡，都是随之而来的恶果。
戈尔丁在颁奖演说中，提到了自己的希望，“尽管地球上发生了千奇百怪、惊天动地和令人沮丧的事，但是这些都会过去，所有生物都会平安无恙，地球的一切都会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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