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宋史奸臣传中争议最多是人物,我认为大概非章惇莫属,政治上章惇恢复熙宁新法,并修正新法的诸多弊端,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熙宁新法的缺陷,没有一味的排斥元祐时期的政策,做到了实事求是,特别是敢于直言反对端王立储,体现了政治上胆识。军事上征服西夏、攻灭吐蕃、开拓西南、巩固边防,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人王夫之、梁启超都曾为他翻案,认为章惇被贴上奸臣这个标签名不符实,对此我深以为然。不过从对今人启发看,章惇为官为友为亲有“三得三失”值得警示。
一是为官时得之于严,失之于苛。章惇为相时,齐州奏称孙耿镇的监官私自蓄养官奴,其实是镇里富民所养的。一天晚上,遇到了那个惹事的官奴,富民马上结客殴打他,官奴伤重逃走,富民暗地遣人,去向州里申诉。州中上奏监官的罪,请将其依法处置。章惇明察秋毫,将富民斩杀于镇市中,而监官无罪释放。章惇被启用为相后,请求掘司马光、吕公著的坟,砍他们的棺材,因宋哲宗没答应而作罢。章惇请求编辑、分类元祐时,大臣们的章疏,处治刘安世、范祖禹劝谏宫中雇乳母的事,用文及甫陷害别人的文书引导蔡渭,让蔡渭告发刘挚、梁焘有反谋,兴起同文馆案,命令蔡京、安惇、蹇序辰穷究到底。请皇上下诏在各地探察百姓有妄言者按律论罪。他还立下赏格,告密之风日益兴盛,有个酒醉胡说的人,皇上下诏免去死罪,章惇竟按律杀死了他。
二是为友时得之于担当,失之于薄情。苏轼与章惇同年高中进士榜,此后开始逐渐交往。刚开始的时候,这两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还同游过不少大好河山。章惇和苏轼同游南山,到仙游潭,潭下是万丈绝壁,有木头横在上面,章惇请苏轼在绝壁上写字,苏轼害怕不敢写。章惇稳步走过横木,把大绳子拴在树上,他提起衣服,顺着绳子下去,用漆墨软笔在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几个大字。回来后,神色不变,苏轼抚着他的背说他能判决自己生命的就能杀人。在乌台诗案中章惇也奋不顾身地帮助苏轼,为此甚至顶撞时相王珪。章惇恢复位高权重后,却对旧党人一贬再贬。贬苏辙于雷州,昔日的好友苏轼,被贬往惠州,后来又贬至海南。苏辙被贬到雷州,不许他占官舍,他就租百姓的房子,章惇又认为是强夺民居,让州官追究处治,因租约很明白才停止。
三是为亲时得之于公心,却失之于情。章惇独相七年,从来不利用宰相的权利赠送官爵给自己的亲信。章惇下令中外学官,不是治科、进士、上舍生而入官的人全部解除官职,解除所有凭借私人关系而任官之人的官职。不肯把官爵给自己的亲信,他的四个儿子接连考中进士,只有四个儿子章援曾任校书郎,其余的都随着进士名册被选任为州县官,始终没有显贵的。但另一方面,章惇的父亲强占百姓沈立的土地,沈立拦住章惇并向他诉说,被章惇抓到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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