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难》（音同“税南”）是韩非子系列作品的第十二篇，也是整部作品中最具影响力的篇章之一。与《难言第三》的主旨很有些类似，《说难》篇也是在论述向君主进言的困难，但从功能上讲，二者之间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这主要是因为，《难言》是一篇上奏给君主的书表，论说时需要考虑听众的感受，有些话不能说得太露骨。而《说难》则完全是一篇用以自勉的文章，其创作的目的是从历史故事以及自身经历中提炼成功经验、总结失败教训，告诫自己要避开可能触犯君主逆鳞的陷阱。
所谓“久病成医”“穷而后工”，韩非在韩桓惠王面前久不得志，于是不断回顾反思自己游说失败的教训，精心撰写总结游说君主的要领，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打造成了专家，凭借着《说难》一篇在当时后世博得了大名。
司马迁撰写《史记》，对韩非的的遭遇以及他所撰写《说难》篇就深有感慨，于是全文摘录转发，写在了《老子韩非列传》中。同时惋叹他明知“说难”之艰险，洋洋洒洒具书千言，却还是不能免遭屠戮，真是可悲可叹。
概而言之，无论是从学术主张，还是从个人经历来看，韩非对纵横家摇唇鼓舌、颠倒黑白的做法都是十分痛恨的。但身处于战国这样一个竞争高度白热化的时代，想要让自己的主张得到当政者的采纳，韩非又不得不低头俯就，学习纵横家察言观色、巧舌如簧的本领，这就使得《说难》这篇文章掺杂了大量具有厚黑色彩的论调。
以当代的文体形式划分，韩非的很多文章都可以归类为“论说文”，在结构上大都遵循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三段式讨论；而且在论证过程中，也同样会摆事实、讲道理以说明论点。
不同之处在于，现代的论说文大都是将事实与道理穿插起来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夹叙夹议”；而韩非则更习惯于将两者分立开来，先把道理都讲透讲全了，最后才甩出大量的例证，来说明前面的论点。
对于这种文章结构，人们借助韩非书中的标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储说体”。其中纯粹说理的部分被称为“经”，其后罗列素材的部分被称为“说”。这样的写作手法在如今已经不怎么提倡了，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很高明的创新。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文章结构，概括起来大概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先秦诸子论著大都是成功学教材，很少有总结失败教训的，这就使得韩非在选择论据的时候，很难找到符合论点的反面典型。尤其是本文所要论述的观点中，那些犯了“七危”忌讳的人，不是因触犯了逆鳞而遭到了处决，就是因不受器重而寂寂无名，他们的事迹很难流传下来。即便是有所流传的，也因为人微言轻而缺乏说服力，不像讲述张仪、范雎这样的大人物更能引人关注。
另一方面，由于历史资料的欠缺，使得韩非所举出的例证，与前文的论点也很难构成一一对应关系。有的例证可以对应好几个论点，有的论点则可以覆盖多个例证，而还有一些论点甚至找不到事例的支撑。为了避免事例不均衡影响整体结构，就不能不有所取舍了。
《说难》虽不是典型的“储说体”文章，但其整体结构也可以被划分为“经”和“说”两个部分：前半篇“经”的部分偏重于说理，重点阐述向君主进言时需要把握的要点、注意的事项，以及具体的方法论；后半篇“说”的部分则是通过举例的方式，来帮助读者回顾文中的要点，加深对前文论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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