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武汉的两位先生，您们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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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着实是个不平凡的一年，疫情的肆虐，不仅动荡了整个社会，也动荡了我久已平静的心。然而我心之动荡却与多数人有些不同，多数人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而担惊受怕，而我却是因为听到一个地名——武汉，而重起波澜。
其实，我对武汉不甚熟悉，仅有的了解也只限于地理书上的“四大火炉”。之所以会对这个地方格外关注，盖因为我的启蒙先生——一对老年夫妇，如今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居住。
说可能，是因为我已经有十多年没见过他们了。前几年回老家，无意中不知从什么地方听到消息，说他们夫妇俩几年前已经去往武汉，和他们的儿子一起生活。
我当时只是略微惊讶，因为我竟不知在什么时候和我们同住一个山湾里的先生已经去往他乡，好像不会再回来了，似乎还挺远的。不过，我也没作多想，毕竟现在有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乡里生活了，他们个个老的老，走的走，只剩下日渐破败的房屋和一望无边的荒地还静候在那里，这已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说起来，我对邓先生还有点“记恨”，曾经他冤枉过我踩坏其他同学放在楼梯下的雨伞。然后我是被要求叫了家长还是受了什么罚倒记不真切了，只是记得当时我心里特别难过。想来他冤枉我是因为我有“作案”的前科（在上幼儿园时，我曾经在下课后趁教室里没人，就恶作剧似的把所有人的笔都偷放在自己的怀中，然后自以为聪明的用腰带扎紧，后被蒲先生抓住），再加上我的光脚印与伞上的脚印大小相当，自然我的嫌疑比其他人较大。按照当下网上流行的“某人路遇某中小学先生，遂上前掌捆之，报仇雪恨！”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式的英雄主义作风，我是应当把这份“仇恨”牢记于心的。然而，我自以为自己虽谈不上什么心胸开阔，却也远非狭隘浅薄之人，况且他们给我带来的美好记忆却也不是这件不起眼的小事所能轻易抹杀的！
现在看来，当初的那一件看似不平之事，却成就了这两位先生在我心中的更加真实鲜活形象。
我念小学的那所学校官方叫做“三村小学”，因为没有校牌，所以也就随着大众的叫法叫着。它就坐落在我们那个生产小队的半山腰上，离我的家大约只有五十来米。于是乎，我就幸运的成了大家心目中羡慕的对象了。
可不招人羡慕么？那时乡里还没有水泥路，一到下雨天，那条原本就不怎么宽且凹凸有致的土路就会在摩托车和东风牌大卡车的双重祸害下变得泥泞不堪。同学们上学都要穿着厚重蹩脚的胶筒靴走上几里地。而我呢？每次都是脚不沾泥，并且准时踩着上课铃声的点儿不慌不忙的迈进教室。到下课休息十分钟之余，我甚至还有时间回家去喝会儿茶。当然，这只是一种口头炫耀之词，其实我家是没有茶的，我也不会有事没事就老往家里跑。因为在我坐在舒适教室里听着天书的时候，父母也有农活要忙，自然房门都是要上了锁的，连我也没有钥匙，毕竟我还小，没有保存钥匙的能力与必要。
学校占地其实并不大，大概只有两三亩的样子，这到不是因为征地困难，不过是没有修大的必要罢了。毕竟学生只有五十来个，先生也只有三个。另一个先生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姓谢，和邓先生夫妇仿佛年纪，不过他并没有教过我。因为人少，所以只有三个班，每个班隔两级，等上完四年级后，就需要去更远的镇上读书。
学校设施也很简陋，一栋二层教学楼，附带一个师生公用厕所，两张水泥乒乓球台，一杆竹子制式插在石头墩里的五星红旗……以及一块容纳这一切事物的原生态土地。
人们常说“先生是辛勤的园丁”，我认为来形容先生是非常具象的。
可不具象么？学校空出来的许多地方，都被先生拿来种树栽花了，有长得其貌不扬但花开的却分外好看的芙蓉树，有没见到结过芭蕉却长得肥头大耳的芭蕉树，有号称“香飘十里”却味道淡雅几不可嗅的桂花树，有长得最高却只在过年架秋千才被想起的柏树，有花开全校却带有尖刺拒人千里之外的月季，当然也有繁星点点隐藏在花草之中不惹人眼却能止鼻血的太阳花，以及其他一些叫不上名来的植物。这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讲已经相当不错了，不比那些钢筋水泥砌成只关心升学率的学校差多少吧？
我是在外婆家那边村上的一个学校上过两年学的，说是上学，却因年龄小（记得当初入学年龄大约两岁）不懂事，实际达到的效果大约只是让同在一个学校教书的大舅帮忙照管一下。等到五岁时，父母终于从外地打工回来，新修了两间房后，便将我给抱回了老家，然后转手一股脑塞进了蒲先生所教的幼儿园班，关上教室门扬长而去。那时，我还哭了整整一节课，最后在蒲先生的“软磨硬泡”下，我才大发慈悲的止住了哭声，只是一个人缩在教室的角落，独自打量着这个我将呆上五年的陌生环境。
记忆中，蒲先生是位长得很和蔼的留着长发的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时常穿着青色布料制成的外衣以及花色黑底的连脚裤和旧式小黑鞋。她教我们识字，数数，唱儿歌，以及当我们昏昏欲睡之时便讲上一两个小故事。
我记得蒲先生讲的故事是非常好听的，她有一本书页泛黄、封皮陈旧褶皱的故事书。每次讲故事时，她都会一手用拇指和小指夹着打开的故事书，一手拿着小斑竹棍并轻撇在背后，然后在教室里游荡，并用戴有老花镜的眼睛的余光不时斜瞥着我们，扫寻着班里可能会出现的不听话的小孩。
在那短暂的一年里，她讲过很多故事，而至今我还记得的只有一个，名字叫做“娘十七、儿十八、父亲头上插金花”。故事具体情节我已记不起来了，虽然长大后我曾在网上搜索过，却怎么也找不到相关信息，倒像是一场梦一样。可只有我自己知道，蒲先生曾经讲过这个故事。
故事的大概内容是：有一户三口之家，母亲在十七岁生下孩子后就过世了，遗体被就近葬在了房屋的周边。可是母亲舍不得父子俩，不忍离去，于是其魂魄便时常萦绕在周围。后来，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中，母亲托梦给父亲，说只要儿子将来能够考上状元，她便可以活过来与家人团聚。父亲得知此事之后，便化悲痛为力量，悉心教导儿子。当然，儿子也很争气，在十八岁那年终于考上了状元。回到家中，父子俩请出了坟里的母亲，母亲此时还和十七岁一样秀丽，儿子也已经年满十八，只有父亲，历经沧桑，两鬓花白。
我记得当时有很多小朋友都觉得很吓人，听的时候都快要把脖子缩到桌子底下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听得津津有味，就只是觉得很新奇，恐惧倒是其次。
后来，我便去到楼上的邓先生班里继续念一年级。邓先生教我的时间倒是很久，自然我对他的印象倒是要多上几分。他一般是穿着一套老旧中山装，胸前的口袋插着一支吸水笔，平时用来批改作业。他的眉毛又粗又浓，眉心间有颗不大不小的黑痣。他很喜欢用沾着口水的手指翻动作业，并不时帮我们把卷起的页脚铺平，每改一页铺平一页，很有耐心。用现在的一个常用名词来形容的话，他应该是有“强迫症”的，而且还不轻。可能是受到他爱书情节的感染，我们全班兴起了一股包书皮的热潮。当然，那时的我们没什么闲钱，好像也不怎么流行花钱买胶书皮，就只是用废旧的报纸上下对等撕下两个方形小口，对着新书封面包上，多余的部分全折进封面背后。这个包书皮的习惯我持续到六年级，后来上了初中，书本变大了、变多了，所接触的报纸变少了，再加上新学校的班里似乎也不怎么流行，也就摒弃了。
记忆里，有段时间邓先生是非常严格的。在教我们九九乘法表时，他要求每个人都必须会背。而那时的我还没有开窍，背起来十分吃力，每次去先生那里背时，都会因为背错或者思考太久而未予通过。后来，我被逼的实在没有办法，就以没有文具盒为由，央求家里买了个印有九九乘法表的铁皮样式的文具盒，没事的时候就打开文具盒背一背，而后终于牢记。如今看来，我脑子实在太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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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先生似乎懂得东西特别多，他不但教我们语文、数学、思想品德，还教我们美术、书法和音乐。
《国歌》《外婆的澎湖湾》《学习雷锋》《让我们荡起双桨》等歌曲就是在他的教导下学会的。
邓先生的毛笔字和粉笔字都写得很好，村里的告示、一些人家的对联都会请他帮忙代写。那时没有条件打印，每次期末考试的成绩及排名他都会用粉笔亲手写在黑板上，工工整整的，很好看。
也许是邓先生的粉笔字写的着实好看，以至于，有一次我在偶然中发现自己的名字竟被写在了倒数第三位。不知怎的，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我就突然良心发现似的拼命学习。
后来，有一次课上，先生在改作文时把我叫到跟前，用平静中略带诧异的语气问我：
“作文是自己写得吗？”
“是啊！”我理所当然的答道。
“对了，既然你可以把字写得这么好，那平时怎么不好好学习呢？”
……我当时心里还暗自得意：
“看吧，不是我笨，只是我懒得学。”
后来我的成绩逐步上升，从倒数第三到正数第三。大家都在夸我，我也就不好意思再下去，或许是不想先生失望，或许是不想父母失去别人恭维他们家的由头，又或许是我长大了逐渐懂事了，我这个原本调皮捣蛋的孩子王，竟然转了行，由“武将”当起“文官”来。虽然班上只有二十来个学生。
也似乎正合了我心中邓先生多才多艺的形象，他还为我们做了一首小诗，并把我们班里的九个男生的名字都融入其中：
“巧飞奇山，三林莫懒。两坤加油，谁能夺冠。”
不难发现，先生是在勉励我们这些贪玩的男同学们要认真学习。可惜，当时的我们虽然懂得起，却没有听进去。
邓先生也不是那种死板的教书匠，他很讲究劳逸结合。
平时春游、秋游都会带我们去爬山。到了山顶的寺庙后，就会给我们买上一大袋用老面发酵的香甜的黄馒头，一人两个，并附上一句劝告：
“吃不完的不要扔掉，菩萨馒头扔不得。”
到了六一儿童节，便会带领我们去镇上的学校表演节目。低年级的就表演大合唱，高年级的就表演红缨枪或者相声小品。表现好的，就会得到蒲先生亲手剪成的大红花，戴到胸前就像古时的秀才状元郎一样风光。在我眼里，蒲先生的手艺是非常好的，她剪得大红花，花型硕大，色彩嫣红，并且结实不易弄坏。如果让我用同样大小的芙蓉花或月季花换，我大抵是不太乐意的。
到后来，我终于是到镇上去读书了，虽然与两位先生相见的机会不多，却也不是没有。
有一次邓先生在我家里做客，陪同我父亲以及其他两个乡里人一起打麻将。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先生打麻将，就觉得原来教书的神仙也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后来才知晓，原来是先生放学回家路过我家门口时，被我那赌鬼父亲以三缺一为由，硬拉上来的。想来是先生念在熟人份上，又或者考虑到还有要有求于父亲的地方（父亲是村里唯一一个靠跑摩的为生的人，先生需得靠父亲从镇上把每学期的新课本托回学校），终究没有拂了父亲的面子。当他在看到我进来的时候，便把我叫到面前，用桌上凌乱的麻将组合成一副牌，问我：
“有几个叫？”
我自是答不上来的。
然后他又说道：
“这是通天叫。三个一，三个九，外加二三四五六七八各一张，哪一张牌都可以胡。”
然后我就觉得很神奇，因为每次我都看到父亲把桌上的牌摸完了却还胡不成。于是，我就有了兴趣，逐步地去了解麻将。虽然现在的我已经学会了麻将，却也受了母亲不喜父亲打牌的缘故，对打牌没什么兴趣。
再后来，父母就又要外出打工了。而我也终于又要去到更加遥远的县里念书，平时放假也都去外婆家，回老家的时间少之又少，自然也没了先生的音讯。现在算下来，两位先生已经年过古稀了吧？不知道他们在武汉过得是否安好，有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也没有别的担忧可言，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安度晚年，就像社会上其他老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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