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

小时候，我们镇上有两个哑巴男孩，一个姓杨，一个姓龚。姓杨的哑巴比我大几岁，姓龚的哑巴比我小几岁。

他们的名字我从来不知道，为了便于区分，以下我称他们为“哑巴杨”和“哑巴龚”。

同为哑巴，因为生长在不同的家庭，他们的命运天差地别。

两个人的共同点是听力都没有问题，只是不会说话，估计是声带上有毛病。

哑巴杨的父亲是一个屠夫，很凶，脸上有横肉，他们家里好几个兄弟姐妹，弄不清楚哑巴杨排行第几。

在我眼里，哑巴杨在家里是最不受待见的，心疼他的只有他的母亲，可这个母亲十分害怕他的父亲，做不得主。

所以哑巴杨一直是破衣烂棠，穿的是哥哥剩下的衣服，袖子裤腿短得露出手脚一大截。

哑巴杨经常吃不饱，常去父亲的肉摊上偷肉吃，趁父亲做生意不留意，抓一块生肉就往嘴里塞。

这种事情一旦被父亲发现，轻则扯开嗓子叫骂，重则举着杀猪刀追着满街打。有时追不上，哑巴杨就跳着跑开了；如果追上，辟头盖脸免不了一顿狠揍。

哑巴杨的父亲打他的时候，他的母亲就会哭着去拉，一个劲哀求父亲。哑巴杨的父亲骂骂咧咧，有时女人也会被他揍。

得不到父亲的庇护，镇上的孩子都喜欢欺负哑巴杨，不是嘲笑他就是拿石头扔他，把折磨他当做一种消遣。

到了冬天，哑巴杨依然穿着单衣单裤，冻得瑟瑟发抖。

有一次，他摸进了大队部。每到农闲时，文艺宣传队都在大队部排练，准备春节的节目。

几个年轻小伙子围着炉子烤火，他们把哑巴杨也招呼过去烤。

哑巴杨当时10岁左右，可智力明显才几岁的样子，他不知道人心险恶，人家又要拿他当玩具了。

他们把哑巴杨的一只鞋脱了，放在炉子上方烤，几个人拉住他，不让他自由离开。

我当时5，6岁吧，看得心惊肉跳：哑巴杨的一只脚都烤熟了，皮肤翻出鲜嫩的红色，流出黄水，有的地方还呈现出焦黄，他痛得乱喊乱叫，声色凄厉。

但那几个促狭的小青年就是不松手，一边欣赏还一边哈哈大笑。

文艺宣传队的其他人，特别是做了母亲的，也有看不下去的，可是也仅只是走过的时候骂几声，没有人替哑巴杨出头。

真正能做主，说话有人听，震得住人的，都是一些老爷们，他们才不愿意管这种事，甚至有几个人还认为这很好玩。

哑巴杨很可怜，后来没成人就死了，也没听说是什么原因死的。我想除了他的母亲，怕是没有人会伤心吧！

唉――，希望他下辈子健健康康的，投生一个好人家，把这辈子受的罪和苦都补偿回来。

再说说哑巴龚。

哑巴龚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一哥一姐，他的姐姐与我同年级不同班。

龚家父母很低调，长相清秀不喜多言多语，见人脸上只是淡淡微笑。

哑巴龚的父亲印象中经常不在家，好像是有手艺在外面帮人，看上去一家人经济条件不错，穿着干净整齐样式也新。

虽然不能说话，但哑巴龚很聪明，在家里他是最得宠的孩子，一家人都很呵护他，好吃好玩的总是紧着他。

那时，他的哥哥已经大了，跟着父亲在外面，很少能见到。他的姐姐大我一岁，所以有时会带着他和我们一起玩。

这个姐姐是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她弟弟的，哪怕小小的取笑也不行。当然也没有孩子会欺负他，小孩子也会看人说话，人家父母体面。

哑巴龚到了上学的年纪，跟正常孩子一样被送去了学校，除了不能说话，他什么都懂。

后来，龚家做劳保手套生意赚了钱，哑巴龚长大后，也被他的父亲带出去学手艺，学生意，一个女孩喜欢上了他，他结婚了。

很多年不见哑巴龚，我再见他时，是在我们学校运动场后面的草地上。

那天，我带着女儿在那里玩，他也带着孩子来学校里荡秋千，他家也是个小女孩。

哑巴龚依然不能说话，但父爱之情写满了脸，他满足地笑着，不厌其烦地推送着女儿。

女儿不停地笑，不停地喊着：“爸爸，我要高点，再高点……”

这个画面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每每想起，我都觉得：这就是人间最幸福的样子。

（阿录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