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车的时候，那个农民工大叔拿着一张写着地址的纸走过来问我：“我去井山村是这个方向吧？”我看了看他手里那张纸上的地址，说：“岗山村，去岗山村是在这里坐车。”
公交车进站，大叔拉着一个硕大的行李箱跟在我后面上车，问司机：“去井山村多少钱？”司机愣了一下说：“岗山村吧，5块钱。”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大叔为什么执着地把岗山村说成井山村了，是井冈山这个词深入人心吧。
大叔掏出几张零钱扔进票箱，向车厢后面走去。司机扭着头追问：“健康宝呢？你的健康宝呢？”大叔说：“没有健康宝，我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都做核酸了，我是老年手机，没有健康宝。”
司机一边关门发动车子，一边喊车上的保安，让保安用大叔的身份证号查一下他的核酸检测结果。公交车开起来，保安晃晃悠悠走到车厢后面，拿着手机跟大叔鼓捣了半天，又晃晃悠悠走到司机那里，说查不到。司机一脚刹车把车停在路边，回头不耐烦地对大叔喊：“把身份证拿过来！”掏出手机对着大叔的身份证又查了一遍，还是查不到。
司机把身份证还给大叔，说：“你下车吧，没健康宝不能乘车，这是规定。”
大叔站在司机旁边，矮了身子说：“我做核酸了，昨天晚上、今天早上都做了。”
司机不为所动：“你如果昨天晚上做核酸了，今天肯定能查到结果，现在你也看见了，查不到。”接着又说：“不是我不让你坐车，这是北京市的规定。你如果不下车，咱们只能报警，叫警察来让你下车。”
大叔的身子似乎又矮了一截，“那我下车的话，你把车票钱退给我吧。”
司机头一摇：“退不了。”指了指投放零钱的票箱，说：“这箱子我也打不开，收了费就退不了。”
大叔苦着脸左看右看，知道这车坐不了了，可是又不甘心就这么下车。车厢里其他的乘客等得不耐烦，劝他：“你就下车吧，要是警察来了，抓你去隔离，就不是几块钱的事儿了。”
大叔胡噜了一把脸，还想说点什么，司机一瞪眼：“把口罩戴好！”大叔拽了拽口罩，什么也没说出来，转过身去拿他的大行李箱。他佝偻着背，身子好像更矮了。
大叔下了车，公交车门“嗤——”的一声关上，我们一车人扬长而去。
我没有立场来评述这件事中谁对谁错。那个看起来没有同情心、不与人方便的司机，也许正是因为他的不通融，杜绝了一个隐患，使得我们这一车乘客在这一天之后依然可以正常出行。那个看起来可怜的农民工大叔，也许真的隐瞒了什么，他卑微的姿态只是一种农民式的狡猾，试图用他人的同情，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只是记录，这样一个只有在这个时代才会发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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