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罗兰·巴特这里，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被彻底颠倒：“或许，我们应该颠覆索绪尔的体系，宣布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罗兰·巴特认为，人类的语言不仅是意义的模式，更是意义的基石，人注定要依赖分节语言。他将符号归结为语言的一部分，认为符号意义的产生与表达无法脱离语言，并且事物自身的意指需要借助于言语对事物的描述评价并赋予事物丰富的能指与所指。罗兰·巴特将语言学提高到了一个基础性的地位，“我们这个时代所拥有的，并且赖以构成的意象系统将会不断的从语义中衍生出来……语言学将获得第二次新生，成为一切意象事物的科学。”巴特在自己的研究中将这一观点进一步贯彻，他在对服装进行符号学分析时，将服装区分为“真实服装”、“意象服装”、“书写服装”三层结构，并借助符号在这三种结构或系统中进行“转译”。可以说，巴特是在语言中研究符号。
3 符号、语言与现实
关于符号与语言的关系或者说符号学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索绪尔与罗兰·巴特做出的解答虽不同，但相同的是，对这一关系的论述只是他们思想理论的背景与前提。而在明确了各自的研究对象后，索绪尔与罗兰·巴特分别在语言学与符号学的领域进行了各自的阐述，索绪尔在他的语言学中将语言、符号与现实的关系分割开，罗兰·巴特则在他的符号学分析中，将语言与符号回归现实，并分析了意识形态在语言、符号与现实中所处的位置。
在语言与言语区分的基础上，索绪尔将语言描述为一套完整的规则，日常生活中的沟通交流，即言语则是语言这套系统的具体实践。索绪尔以下棋为喻，语言就是棋局背后那一整套的规则或系统，言语则是某一次具体的实践的对弈。在语言系统中基本的分析单元是语言符号，而它则由代表形式（声音、形象等）的能指与代表内容（意义）的所指构成。而作为语言系统的基本分析单元，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来源于现实，而是取决于符号之间的关系：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组合关系，指出现在言语中，建立在线性基础上的各个语言单位间的横向聚合关系，聚合关系指在语言体系中可能出现在同一位置上，功能相同的单位之间的垂直关系。组合关系是在既定的序列中受规则制约的符号组合，是一个单词同其前后可能出现的单词的关系。聚合关系则是指有着某些共同点的符号在人们记忆里构成的聚合。[]在以上“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等成对概念的基础上，语言系统成为了一个独立于现实，自我指涉的系统，这样，在索绪尔这里，语言与符号便与现实、经验分割。当然，这并不代表语言系统与现实毫无关系，索绪尔又提出了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即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的，而是完全人为的、武断的或约定俗成的。而能指与所指间这不稳固的、可塑造的关系成为了语言系统与现实之间唯一的桥梁，意识形态的入侵则通过这桥梁“趁虚而入”，罗兰·巴特正是注意到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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