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孤独行者的精神坚守

一个孤独行者的精神坚守

                                【深圳】何良

一、“理智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

    在《我的精神家园》一书中，王小波用犀利、幽默、诙谐的语言，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生存现状、文化心态和学术价值观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解剖，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自由思想家的独特个性和学术风格。（引自王小波著《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1997年6月版）

  王小波在他的《知识分子的不幸》一文中指出：“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认为不理智的年代必然摧残有理智的知识分子，他把“理智”看作“是伦理的第一准则”，认为理智“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他举二例十分生动：“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 。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纵观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历程，我们怎样去理解王小波的这一思想表述都不会过份。事实上，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常常生活在前人营造的思想监狱或牢笼中，同时又在很多时候有意无意地营造着王小波笔下的那种“思想监狱”，这其中当然既有“不理智的年代”的原因，也有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出现这种状况都将是时代的不幸和社会的不幸。

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很脆弱。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和知识分子的生命历程，形成了他们的追求理想、充满浪漫和精神脆弱的文化心态；浪漫的美政理想与步履唯艰的施政现实的矛盾令他们摆脱不了心灵深处的失落和痛苦。在欠宽松的社会文化氛围和政治环境中，他们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无法真正驾驭自己的思想，但他们要活下去。活下去对他们来说必然伴随着一种精神人格的追求与肯定。这种精神人格的灵魂就是“道德批判”和人文关怀。

所以，在封建的传统文化氛围和专制的政治环境中，人文知识分子要“象样地”活下去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在这里，“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封建士大夫治学治身治国的古训，不能不说是受到了一次莫大的嘲讽。

二、不是你想做什么，而是你能做什么

王小波说：“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但却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弄得不好，……常常会害到自己。”这一段话，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和精神人格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氛围，描述得酣畅淋漓。当然，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王小波短暂几十年的喜怒哀乐，以及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忧患和人文关怀，都无不反映了他从自由人文主义的角度“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

其实，从促进社会文明与发展的角度看，知识分子对社会充满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以及他们想当传教士甚至“至人、神人、圣人”也没有什么不好，应该说是多多益善。几千来的中国，从孔夫子到封建士大夫和文人学士，他们周游列国，好为人师，只不过是反映了他们忧患社会、关心时政，对社会文明表现出一种社会伦理精神而已。也只不过是他们对自己所笃信的理想和信念以及学术成果的一种自我肯定罢了。更何况，社会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并不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专利”。若说“想当”什么，若说“天下己任”，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确实有值得骄傲的优良传统，但是不能不承认，现今的我们对这一传统的发扬是很不够很不尽人意了。即使是“好为人师”、言必称“天下己任”或想当神学家、牧师的知识分子，其实也不是多了而是嫌少了。

不是有人说目今商品社会“物欲横流”、“价值旁落”和“道德滑坡”吗？那么，知识分子更应该理直气壮和毫无顾忌地站在时代大潮面前，自觉地忧患社会和批判时弊，自觉肩负起“天下己任”的道义使命。至于知识分子在忧患社会和批判时弊的同时，是否都非得要扮演一副“牧师”、“神学家”和“至人、神人、圣人”的角色，这实际上并不重要。它只不过是知识分子的某种传统嗜好或怪癖而已。若说这其中多少染点“中古遗风”的特色，那么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确确实实常常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和不甚开明的政治文化氛围之中，以致于他们总是因为那些历史重负、传统嗜好或怪癖而遭灭顶之灾。

所以，王小波“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的一句呐喊，可谓字字铿锵。而且喊得那么勇敢那么毫无顾忌。这一呐喊对于人文知识分子命运的警醒意义多么重大。尤其是对于哪些只知道思想的乐趣，而不知道思想的痛苦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的警醒意义更是不可估量。

三、一个孤独行者的人文情怀

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王小波所研究和涉猎的是一些充满人文关怀、社会忧患和道德批判的领域，他的不少研究成果不但个性鲜明、锋芒毕露，而且风格独特、语言幽默，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他常常在他的文章中对一些文化现象进行尖锐的有时甚至是点名半点名的批评，这种大胆和坦诚是很值得提倡的。

读王小波的作品，我们常常为他的幽默诙谐的语言魅力所折服。不论是他的随笔、杂文还是小说，他都敢于坦露心怀，能够直言不讳，尤其是在他的小说中，他选择了幽默、反讽、浪漫以及近乎荒诞的表达方式，大胆地追寻自我，自由地享受自我体验的乐趣。如在洋洋31万字的情歌式长篇小说《黄金时代》中（引自王小波著《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花城出版社出版，1997年5月版），他无所顾忌地、潇洒自如地驾驭文字于性爱小说的禁区，象在充满月光的院子里乘凉一般地与读者开怀畅侃有关性文化方面的故事。这种近乎离经叛道的写作胆量，也许连写《废都》性爱细节时也要小心翼翼借用小方格省略号的贾平凹先生也自叹不如。王小波在写主人公王二或“我”的大量自传性的回忆、自述和对话中，深入浅出地将人性、性爱和知识分子在政治年代的种种遭遇、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描写的淋漓尽致。因此，读王小波的作品，我们不仅仅可以通过他那独特的语言表述能力和作品生动的故事情节而得到一种阅读的快感，而且还能从中领略到他丰富的学养、深刻的哲理和自由的人文主义思想。

当然，王小波也是一个凡人。从他的学术思想和理想信念中，尤其是在他有些充满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的作品中，我们甚至也有可能对他的有些大胆直露的行文和表述产生某种错觉或误解。但是，作为一个思想者，他的治学精神、忧患意识和道德批判精神，无疑也代表了我们当代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的追求。他不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他时刻将自己的研究视野放逐到大社会大时代的背景之下，真正履行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和道义责任。而相形之下，我们时下有些人文学者总是无法摆正自己治学论道的位置，总是无法使自己及其学问根植于社会和人生的深壤之中，要不就是空谈泛论，完全地脱离实际；要不就是唱高调或发牢骚，趾高气扬或杞人忧天；要不就是百般媚态奴性十足,一副无脑人的市侩样。这种既想治学论道而又怯于“好为人师”、既想警醒社会些什么而又不愿甘当或无法充当“孤独行者”和时代“超人”的精神状态，真不知是一种怎样复杂与矛盾的文化心态？！

四、思想精英与道德精英，孰重孰轻？

  作为一个思想界的“浪漫骑士”，王小波善于“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这一点既反映了他人格特征中追求现实与理智的一面，又反映了他思想开放与浪漫天真的一面。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若我们还一味用老成持重的心祈求尽善尽美地来处理问题，那可能令人焦头烂额。而倘若我们用童心去理解去处理，一切便都可以简单化。当然，这种“童心”处事，是以理想与现实、理智与浪漫相结合为前提条件的。在这里，郑板桥的名言“难得糊涂”得到了最完满的解释。

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王小波站在一个独特的俯视平台上，纵观历史，抨击时弊，总结教训，警醒来人。他说，“在一切价值判断之中，……我们在体验思想的快乐时，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总有人觉得自己受了伤害。……这世界上有人喜欢丰富，有人喜欢单纯；我未见过喜欢丰富的人妒恨、伤害喜欢单纯的人，我见到的情形总是相反。……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想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这几句话，表面看来很温和很平淡随意，但它对当今社会时弊和人生世态的批判可谓直指人心、一针见血和不留情面。王小波的作品常常是以作家的行文风格、思想家的思维方法和战士的斗争方式，来阐述一个深刻的思想主题，来反映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思维的快乐、幸福、孤独和痛苦。这也许就是王小波的人格和文格魅力之所在。

总之，“思想精英”也好，道德精英也好，说到底都体现在知识分子的人格关怀和道德批判等方面，如果说思想精英应重视创造精神财富的话，那么，道德精英在创造精神财富的同时，更应发挥其保护精神财富稳定社会秩序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