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懂事的时候开始，军礼在我心中的代名词就是尊重、执行和敬畏。所以当老师布置作文《我的理想》时，毫不犹豫地就是当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这个理想到现在都没有实现，而每当看到敬礼的场面，敬畏之心仍然油然而生。
直到看完电影《芳华》，对军礼的敬畏，却参杂了雨打芭蕉般的悲凉。
《芳华》的故事发生在七十年代的某军区文工团。
刘峰木匠出身，当兵前身份卑微，但他是一个好人，是文工团的活雷锋，事无俱细，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他吃饺子皮，把好饺子让给别人；他不远万里，拎着大包小包挤火车给每一位战友带来家乡的味道；炊事班的猪跑了，都需要他去抓回来。
刘峰是一个善良的人，善良到了什么程度？女士兵的脚拉练中起了泡，他要去给人家挑破，不管脚有多臭；战友手表坏了，因为名贵，师傅不敢修，他潜心研究，然后修好了；战友要结婚，为了帮战友省下买沙发的钱，他亲自给战友做；何小萍因为出汗多，有体臭，人家不愿意和她伴舞，只有刘峰挺着受伤的腰站起来协助她。
这些也就算了，团里推荐他去上大学，也是他梦寐以求的大学，竟然因为别人也需要，他就拱手相让。
刘峰就是这样一个“毫不为己，专门为人”的人，非常符合那个年代所宣扬的价值观。
而这些换来的，却是人们对他善良行为的习以为常，从而少了对他善良行为的感激之情。在人们心中，他就是活雷锋，这是他本来的样子，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
20来岁的青春，谁没有芳华？当刘峰向林丁丁表达爱慕之情，情急之中抱住林丁丁的时候，恰巧被别人看到，这在现在看来再也寻常不过的事，可那时的人们却认为是大逆不道、离经判德。林丁丁为了自保，向上级告发，说是刘峰触摸了她。刘峰因此跌落神坛，人也被贬到了西南边陲的小镇去伐木。
除了自小缺少爱，来到部队后以为可以改变现状却依然被战友排挤、取笑的何小萍外，没有任何一个人给刘峰送行。
刘峰离开的时候，文工团的大门外正下着倾盆大雨，雨滴打在撕破了口子的芭蕉叶上啪啪作响。何小萍淋着雨，面对着同样淋着雨越走越远的刘峰的背影，默默地敬着军礼，一动也不动，任凭风雨飘摇。
此时的敬礼，没有使我有一丝毫的敬畏之心，反而是扎进心窝的悲凉，如破碎的芭蕉叶。恨不得从脑门子上长出七张嘴，问：这难道就是善良应该有的结果？
换了一个环境的刘峰，当上了连长，这充分说明了刘峰的能力。
后来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刘峰右臂受了伤，受了伤的刘峰本可以撤回后方进行治疗，但为了救出更多的战友，誓死留在了前线，最终导致了截肢，少了一条胳膊。
离开部队后的战斗英雄刘峰，没有依靠国家养活着，而是奔波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市场中自食其力。按理说，至少应该受到人民的礼遇吧？相反，他的悲凉，仍然一个一个地接踵而来。城管收了他的车子，向他索要贿赂，罚他的款，甚至拳打脚踢，他的妻子竟也因为他的平凡，和一个长途货车司机跑了。
正当战斗英雄刘峰和何小萍潦倒着的时候，其他文工团的战友都在平步青云着。
诗人北岛多年以前写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在这部剧里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这是一种极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思潮，我想，《芳华》的编剧严歌苓和导演冯小刚除了要揭示这些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外，所表达的情感应该不仅仅于此吧？
1963年，一位叫玛莉·班尼的女孩写信给《芝加哥论坛报》，因为她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她帮妈妈把烤好的甜饼送到餐桌上，得到的只是一句“好孩子”的夸奖；而那个什么都不干，只知捣蛋的戴维（她的弟弟），得到的却是一个甜饼。她想问一问无所不知的儿童版栏目的主持人西勒·库斯特先生：上帝真的是公平的吗？为什么她在家和学校常看到一些像她这样的好孩子，被上帝遗忘了。
库斯特先生心情非常沉重，因为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个提问。
三年后，库斯特先生参加了一个婚礼，看到新郎不小心错把戒指戴到了新娘的右手上，牧师极其善意而幽默地提醒新郎：“右手已经够完美了，我想你们最好还是用它来装扮左手吧”。
库斯特先生晃然大悟，右手之所以成为右手，本身就非常完美了，是没有必要再把饰物戴在右手上了。同理，那些善良的人，之所以常常被忽略，不就是因为他们已经非常完美了吗？于是，立即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给玛莉·班尼回信，该信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美国及欧洲一千多家报刊转载。
这是一碗纯正的鸡汤，足以安慰玛莉·班尼幼小而受伤的心灵。而我仍然愤愤不平，同为母亲的孩子，因为玛莉·班尼的善良，就不应该得到母亲的甜饼了吗？
好在《芳华》的片尾，当芳华渐逝，善良的刘峰和识得善良的何小萍终于走到一起了。
萧穗子在谈到战友聚会时说：“我不禁想到，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可还是不难看出岁月给每个人带来的一脸沧桑。倒是刘峰和小萍显得更为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看起来比别人都幸福。”
这是萧穗子在剧中的旁白，也是电影在尾声中的思想升华，更是同在文工团呆过的编剧和导演的美好愿望。
但愿这不仅仅只是愿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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