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太软(一)

休息的时候，我会看看书写写字，感觉到眼睛疲乏时，就会听听歌曲缓解。我听的歌曲，大多是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歌，这其中必然就有任贤齐的《心太软》。

听那时的歌，似乎每一首都有故事，都能勾起回忆，《心太软》更不例外。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听到《心太软》，是1997年8月1日。那个时候京九线开通不久，我正是在从麻城到东莞东的火车上，邂逅了这首歌。

在挤得放不下脚板的车厢里，我像一条干鱼，紧紧地贴着一只椅背，口袋里放着一只巴掌那么大的收音机。一根瘦瘦的耳机线，顺着肩膀爬到我两侧的耳孔里。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闭上眼睛，装作什么都看不到，什么也不去想。也许是到了江西的地界吧，耳朵里忽然溢出一阵优美的旋律，“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将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

我的心一下子被抓紧了，举起双手紧紧地抱住脑壳，生怕错过每一个音符。而在低头的刹那，我的泪已经流出来了。

这是我第二次去广东。

第一次去广东是94年，那个时候麻城还没有火车站，我是在武汉坐闷罐子车去广州，然后再转大巴去东莞的。

而之所以独自一人去广东，不仅仅有命运的不甘，也带着一种逃离。

1992年7月，我以几分之差高考落榜。因为家庭遭受变故，父亲病入膏肓，作物减产，连一头母猪都无然无故暴死，我选择了放弃复读。

92年的下半年，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扛着锄头下地，挑着稻谷上岸，将鞭子抽得啪啪响，将自己晒得黝黑又沧桑。

那个时候已经兴起了打工，像我这种年纪的伙伴，已经不屑于在土地上蹦达了。开了年，他们就像鸟儿一样，飞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不愿回头。

在土地上耕作，我陌生而又痛苦，父母也跟着痛苦，可中不中，午不午，出外，又暂时没有地方。

好不容易熬到93年，我跟着伙伴们来到武汉白玉山一家砖厂，开始了我的打工生涯。在这儿，我主要是拖砖坯码砖坯。活不是很重，但钱很少。有时候也会捞捞外快，卸一两车煤，能够弄个十几二十块钱。

在砖厂干活，就希望每天都是大太阳，哪怕身上烤得痛，也有活干。一碰上下雨的天气，就只能呆在宿舍里，打扑克打麻将，聊些乱七八糟的天。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多厂，小伙子大都干建筑工地或者砖厂，姑娘们大多在餐馆，也有很多在砖厂。只要有活干，只要挣得到钱，没有什么挑挑拣拣的。

我们这个砖厂，基本上清一色都是年轻人，并且男女各占一半，又都是老乡，大家很快都熟稔了。年轻的男女呆在一起久了，自然会生出许多情意来。

砖厂很快就像一个婚姻介绍所，成就了许多对男女。其中有很多都是用一瓶汽水或者一碗热干面勾搭上的。还有听说只是用一个泥巴坨子就弄到一个女朋友。

那当然是说三毛了，他将砖坯子拖到滑道里，然后坐在平板车的架子上，看着对面的姑娘弯腰直腰码砖，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他心下一动，从湿砖坯上抠下一坨泥巴，朝姑娘散开的领口扔去，泥巴竟贴着胸脯进去了。

在大家的起哄下，当天晚上他就牵起了姑娘的手。第二天早上，他就给姑娘打面条，中午休息的时候，姑娘就将他脏得发臭的衣服，扔到了脚盆里。

那个时候的我，话语不多，喜欢写些情情爱爱的文字，将自己沉溺在或悲伤或欢喜的爱河里，无法自拔。用后来翠的话说，“你有一种忧郁的气质，总像很深情的样子。”

翠是我们一组的，别的组都有成双成对的，驼子也开始着急起来。驼子说我们这一组，只有我和翠到了发情期，倘若我俩不在一起，实在辜负了青春。

也是，像驼子啊，黑皮啊，文芳啊，都才十几岁，鼻涕都没揩干净，身子更是没型，估计夜里也不会做梦。

驼子这家伙人小鬼大，有一次偷偷将我的日记撕下一页给了翠，说那是我写给她的。当然，那页文字很是煽情，写的时候我可是掏心掏肺。

自此以后，翠真的是含了情，看我的眼光有些躲闪，脸上也红得频繁。而在们们的撺掇下，我的情感也不再压抑，开始向外涌了。

我和翠的生活开始丰富多彩起来。翠开始买更多的洗衣粉，我开始跑更多的商店。天上的星星开始多两个人数了，月亮下开始有了依偎的身影。

下雨的日子不再无聊，不仅有了我的歌声，也有了翠的欢笑。我笔下的文字也开始有了目标，有了方向，篇幅也开始增长，情感变得实在。

那是一段美妙而浪漫的时光，在那贫瘠的岁月里，让我活得轻盈。

到了秋天的时候，砖厂因为土地与附近的村民发生了纠纷，不得不停工。我和伙伴们转到红钢城一个小区挖下水道，整天将影子丢在污水里。而翠去了汉口老乡那儿，找到一家小餐馆做了服务员。

那个时候武汉还没有二桥，从武昌到汉口要绕很远的路，一来一去要走好久。我的手头经常没有钱，去翠那边很少。每次去了，她都是在忙，我只能在餐馆对着她匆忙的背影聊一会儿天，很快又匆匆赶回。

更多的时候，我将那深深的思念转化成文字，藏在自己的本子里。

11月份的时候，我又去汉口找翠，她老乡却说她回到砖厂了。我掉头就走，没有去红钢城，而是直接到白玉山砖厂。

那天下着细雨，当我转过弯，走到那条土路上时，翠和一个男孩扣着手迎面走来。我躲闪不及，僵在那儿。

翠也吃了一惊，脸色发白，赶紧扔掉那男孩的手。我很快反应过来，硬着头皮走过去。翠停住了，张了张嘴，似乎还招了招手。我什么都没听到，只是低着头朝前走。

估计她们看不到了，我才转到一处已经收割了的田梗上，不管地上湿不湿，一屁股坐下来，像被人抽了筋。

就在三个月前，我和翠还坐在这条田埂上，肩并着肩。

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回去的，从没有喝过酒的我，晚上醉得一塌糊涂。

驼子他们后来才知道事情的原委，撸起袖子，火气冲天地要去找那挖我墙角的人，“格八毛的，不给点颜色，不知道我们是堰头垸的人。”

在我磕头又作揖的劝说下，他们才消了火气。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在我面前提那个“骚狐狸”了。我又开始沉默起来，笔下的文字又变得茫然无绪，故作呻吟。

黄亚洲，湖北省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出版散文集《人生处处，总有相思凋碧树》，《总是纸短情长，无非他乡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