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普通话里，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外来语，除了百年前从日本传来的那些“和制汉语”外，还有不少古代外来语的痕迹。比如“爷”这个字最初是鲜卑语。“我们”的“们”来自蒙古语，“挺好”的“挺”是满语。
那么你知道古人是怎样学外语的吗？先秦时期，中原周围有一些不讲汉语的国家，这就需要懂外语的人来搞翻译了。据《周礼》记载，这些翻译人员统一叫做“舌人”，听起来地位不高。不过，相比管狗的叫做“犬人”，管猪的叫做“豕人”好多了。
其实“舌人”的职业发展前途很堪忧的，因为那时候外面的人要跟中原人打交道，还是得主动学汉语。像洛阳城周边的戎人，不仅熟悉《周礼》，还能记诵《诗经》。南方楚国人的话，跟汉语大同小异，所以屈原的诗虽然有些词比较怪，中原人大体还能懂。到了更南边的越国就大不一样了，越人讲话如果不翻译，听起来简直就是火星语（大家可以自行搜索一下《越人歌》的汉字注音）。当时的《绝越书》中有这样的句子“方舟航买仪尘”，看着像不像外星人降临的预言？
之后，随着中国版图的扩大，这些难解的语言都渐渐消失了。先秦文献中只有几十个外来词，到了汉代和匈奴频繁交战时期，汉语也引进了100多个匈奴词汇，像“单于”、“祁连”“径路”什么的。汉唐之后一直到近代，中国人对外语持续的兴趣只在于佛教使用的梵语。流风所及，连大人物也会说一两句梵语。比如，东晋时期的王导经常跟胡僧周旋，说两句梵语“兰阇兰阇”，意思就是“开心啊，开心”，以此笼络人心。后来的谢灵运梵语学的比王导好，还写下了一篇文章《十四音训叙》，谈学外语的心得，总结起来嘛，就是一句话：好难啊！
所以，当时中国人学梵语只是为了赶时髦，认真的没几个，还闹了不少笑话。比如我们的“中元节”又叫“盂兰盆节”，“盂兰盆”是音译，意思就是上下颠倒，是印度人认为的一种受苦状态。不过外语不学好的中国人可不管，最后真的整出一个盆子来超度亡灵。
真正称得上外语绝佳的中国人大概只有南朝的法显、唐代的玄奘等少数几个人了。玄奘在长安带了一大批外语人才，不过别看《西游记》里唐太宗“御弟”叫的亲热，其实当时佛道斗争激烈，翻译实际上重大的政治工程，不容有误。唐太宗想搞文化输出，让玄奘把《道德经》翻译成梵语传到印度去，结果，佛道两家在第一个字“道”怎么翻译的问题上就吵得不可开交。最终，也没能译成。
唐宋以后，人们对翻译佛经的兴趣越来越低，持续影响汉语的梵语也渐成绝学了。直到20世纪，中国人对学外语都没什么特别的兴趣，古代政府不仅禁止教外国人汉语，也不鼓励国人学外语，只开设了一些专门翻译机构，但翻译机构在读书人心目中声望很低。这种现象一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后学外语才变成正经事儿，不过这更多的也是因为随着外国侵略者打开中国的大门，人们不得不学习外语，睁眼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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